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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涓率魏军从都城大梁（今开封）北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按照通常的思维，救赵的齐军正好利用魏军顿兵坚城、兵疲意沮之机，与赵军联手内外夹击魏军于邯郸城下。但是孙膑否定了这种惯常思维，认为这种方法就像劝解斗殴，自己也参与殴打一样，是笨办法。他主张进攻防务空虚的大梁，迫使庞涓撤围邯郸，回兵自救，然后乘机伏击魏军于归途，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战役的过程完全如孙膑所料，赢得了胜利。 孙膑这一“围魏救赵”的打法就是活用孙子“攻其必救”的原则，孙膑形象地称之为“批吭捣虚”，“吭”是咽喉，“批吭”就是打击敌人的咽喉，打击敌人既是要害又很虚弱之处。对于孙膑指导的齐魏桂陵之战，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曾写下这样的批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 “令文齐武”是孙子治军思想的主线 如果说“全”与“破”是贯穿孙子作战思想的一条主线，那么，“文”与“武”就是贯穿孙子治军思想的一条主线。“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孙子提出的又一个巨大的思维框架。文武两手包含恩威并用、信赏明罚、爱卒善俘、严格要求等诸多以法治军之义。 指挥作战的主体是将帅，管理军队的主体也是将帅，而《孙子兵法》详细论述了在治军作战中将帅的地位、作用和要求。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又是一部将帅学或统御学的著作。 春秋末期，将军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刚刚萌芽，孙子敏锐地看到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将帅的地位和作用，选拔和任用，品德和修养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极富指导意义。 孙子认为一个优秀的将帅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政治品格，具备“智、信、仁、勇、严”的为将标准，练就“静以幽，正以治”的德才修养，深怀“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爱兵情怀。孙子关于将帅诸如此类的要求不仅对于战争形态发生重大改变的春秋时代是至理名言，对于后世治军也是科学的真理。 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与它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密不可分的。孙子研究战争问题十分注意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矛盾及其矛盾运动，做到“知彼知己”，从实际出发，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从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方法。 《孙子兵法》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既看到了争取战争胜利的客观条件，又看到了人的因素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中的“形”论述的就是运动的物质，“势”论述的就是物质的运动。在孙子那里，战争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度、量、数、称、胜”、“五事”、“七计”、“十围五攻”、“逸劳饱饥”等等都是战争的物质力量，通过它们表现出强弱攻守，它们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客观基础。孙子看到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能动地促进其转化。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总之，只要知彼知己，战术正确，“胜可为也”，弱军可以打败强军，少兵可以打败多兵。他举例说，如果敌人十倍于我，克敌制胜的办法就是“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意思是说，通过战术蒙蔽和兵力佯动诱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我则集中兵力。这样，虽然在全局来看，也就是在战略上我是以一击十，但是在局部、在战术上我是以十击一，是以多胜少，是以强击弱，是以优胜劣。每战如此，便可每战必胜，然后再及其余，各个击破，最后赢得全局的胜利。 诱敌、误敌是以少胜多的克敌之法，打敌要害，避实击虚，也是以少胜多的克敌之法。《九地》写道：“敌众整而将来，待之如何？”孙子说：“先其所爱则听矣。”意思是说，敌人气势汹汹，大军压境，怎么对付呢？孙子认为只要率先攻击其要害部位就能反被动为主动。 研究《孙子兵法》哲学的义蕴除了它朴素的军事辩证法之外，还要探讨它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兵学区别于西方军事学的重要标志。 我们知道，西方军事学的理论基础是逻辑思维，西方的军事术语是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的。与中国传统兵学相比，西方军事思想具有偏重微观的思维特征，强调具体的操作，缺乏长远而宏观的战略意识，这是其明显的缺陷。中国传统兵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有其弱点，然而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注重对事物进行整体的、动态的把握，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更适于从主体的角度来反映和驾驭经验知识，反映和驾驭现实矛盾运动，具有深谋远虑的全局意识和远观意识。这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灵魂所在，是中国传统兵学的长处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兵学给我们所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二 《孙子兵法》问世之后，好评如潮。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北宋时，确立了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为中国兵学的经典，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直至明清，没有动摇。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近代转型 《孙子兵法》真正受到考验和挑战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用李鸿章的话来说，近代中国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近代军事技术和近代战争样式的冲击面前，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同西方兵学发生了严重碰撞。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深切体会到了“技不如人”的现实，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主张。近代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揭示出一个技不如人的简洁的逻辑，而进一步的逻辑则是中国人必须接受近代的军事学体系。传统兵学的时代价值，由此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兵学家陈龙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谈兵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但孙子论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领会；戚书出自前明，虽曾文正公尝为推许，其可采者，要不过操练遗意，此外欲求所谓折衷戎行，会通今昔守御之要而机宜悉当者，殆不多见。”徐建寅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事实，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开始了它的近代转型，大量引进西方军事理论著作。《战略学》、《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等反映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思想的著作，基本取代了《武经七书》的地位。 成功的转型需要的是“化西”，而不是“西化”，而成功地“化西”，一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二要立足于批判继承本国的兵学，否则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兵学家意识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巨大潜在价值。 著名的兵学家蒋百里开始从现代军事学的视角，开始了对《孙子兵法》进行注释工作，并开启了传统兵学研究的“新注释之风”。进入民国之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的价值进一步为国人所认识。民国兵学家认为，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兵学是“以应用为主，指示若干原则或方法以教示其应用的极致”；西方兵学是“以探究兵学乃至兵术的学理为主，其应用是适用于一般学理的理解”。中国传统兵学是“以直观立刻把握住事实的本体”，“求应用之妙，而不拘形式的推理”；西方兵学是“以论理的推理以达到条理的结论”。中国传统兵学受儒学的影响，其所论的范围不仅是关于战略战术，同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的“国政”方面，“都很明白地指示着在平战两时的准绳”。这是 中国的兵书之所以永垂千古而不朽的原因。与西方“只有作兵典的价值”的军事著作相比，中国的兵书“自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的价值”。中国的民族性是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兵学，也“处处流露着和平的思想”。这和“列强以侵略主义出发的兵学”是极为不同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兵学“所以大放异彩的要因”。中国传统兵学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王道主义的兵学；而西方兵学以“直接歼灭敌人”的歼灭主义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霸道主义的兵学。中国传统兵学讲究“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西方兵学停留在“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层次，是不健全的。 这些认识，基本上把握住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及其价值。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兵学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精华，在中西方兵学的交流与融合中，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兵学体系，也就成了兵学家们的共识。 不过，民国兵学家们建立中国独立的新兵学体系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理论的设想这个层次上。从阶级属性上来说，民国兵学家们大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摆脱不了对西方的严重依附，在军事理论上同样也是如此。由此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兵学家们是无力建立这个新的、独立的兵学体系的。建立新兵学体系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体系，既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批判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精华，在这个新的体系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与发展。 《孙子兵法》“伐谋”“伐交”的“全胜”思想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出现之后，将西方军事思想的缺陷暴露无遗。以西方人对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军事理论进行反思为契机，中国传统兵学的价值，又一次表现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对拿破仑战争以来的西方军事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他确信，“在战争中发生无益的大规模屠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指导者固执于错误的军事教条，即克劳塞维茨式的对拿破仑战争的解释”。一战结束不久，利德尔·哈特即发表文章，呼吁对“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加以重新审查”。正是在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清算过程中，利德尔·哈特发现了《孙子兵法》在战略思维、战略价值观上的重要启发意义，并由此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 利德尔·哈特是第一个对西方现代军事理论进行反思的人，但并非最后一个。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接连陷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西方军事理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给了西方人以极大的触动。越南战争，美国人是严格按照西方军事理论来打的，然而在这场历时11年的战争中，美国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斗，然而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不但使美军的战场指挥官感到迷惑不解，而且连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也不得不反思，这场怎么说似乎也该赢的战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更多的西方人将眼光投向了《孙子兵法》，希望能从东方古老的智慧中得到启示。结果是不少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失败，正是因为违背了孙子的教训。美军侵越作战部队司令威斯特摩兰在《一个军人的报告》中回顾越南战争时，引用了孙子“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名言，说“进入越南是我国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中也说：“正如2500年前中国战略学家孙子所说的那样：‘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美国在越南中的失败正应了孙子的话。”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柯林斯在他的《大战略》一书中也指出：“孙子说：‘上兵伐谋’。……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己方的能力，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我们热衷于使用武装力量，其结果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