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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及现代价值(3)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光明日报》2007年1月19日 吴如嵩 参加讨论

    上世纪70年代末,当西方战略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崩溃性危机”的时候,美国人又想到了孙子,并受孙子的“全胜”战略的启示而制定出了所谓的“孙子的核战略”。美军的作战指挥理论,也从《孙子兵法》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以至于澳洲军事作家小莫汉·马利在展望21世纪的军事理论发展时这样预言:“正如19世纪的战争受约米尼、20世纪受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争,也许将受孙子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的影响。”
    与近代中国人是被迫接受西方军事理论不同,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却是主动地来引进中国传统兵学的。如果说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一个传统的兵学体系的解体,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却并非如此。现代西方的军事理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传统兵学的西渐,并没有形成对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全面冲击,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为对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修正。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军事理论对中国传统兵学的吸取,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而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兵学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
    《孙子兵法》慎战备战、倡导和平的人文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值得大力张扬
    中国传统兵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揭示和创造了不朽的作战通则,更在于高举义战、慎战的旗帜,反对穷兵黩武。《孙子兵法》开章明义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其后,它又不断强调,对于敌国的威胁,要常备不懈,“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告诫君主和将帅,对待战争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兵凶战危,“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从来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晏子春秋》的论述是有代表性的:“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内篇问上第三》之第五)在战争观上,兵家认为“自古知兵非好战”,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
    中国传统兵学强调的是战争必须服从社会道义的法则,而不能仅仅是为了伸张一己之利。军事暴力的运用必须接受人类道德的约束,而不能变得没有限制。军事学并不应该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相反,军事学必须有深沉的人道情怀,只有这样,军事学才能给人类的军事行为指出正确的方向,军事学才能成为一门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富于理性的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尤其值得高扬。
    开启《孙子兵法》研究的新生面
    我曾在《面临新挑战,开启新局面》一文中指出:面对新军事革命,《孙子兵法》研究不能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而应有新的观念和理论思想,有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总之,《孙子兵法》研究必须来一次大的变革。
    首先是研究支点的转移。
    自公元11世纪时北宋王朝把《孙子兵法》尊为经典,列为武经之首,千百年来,校勘其版本、注解其章句、考辨其本事、寻绎其体系的著作,大量涌现。长期以来,这种注经解诂的研究传统一直成为《孙子兵法》研究的支点。这一研究传统固然还应当继承,但是,今天对《孙子兵法》的阐释性工作基本上已经完结。研究工作向新的支点转移,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我们为寻求新的支点,必须通过《孙子兵法》本体精神的开掘,探究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比如,通过“伐谋”、“伐交”这一思想探索当今世界多极斗争的战略策略和地缘战略问题,探索构建和谐世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孙子兵法》研究更加自觉地贴近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答和应用。
    其次是研究领域的延伸。
    《孙子兵法》研究要发展,既要不离传统,又要走出传统。不离传统,是要求我们必须把《孙子兵法》放在中国军事传统文化之中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要把《孙子兵法》与中国古典兵学文化诸如历代兵书、儒墨道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廓清“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的承传轨迹,从中提炼精华,使之发扬光大。
    走出传统,就是要求我们用现代人的知识和手段,以全新的视角,探索《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和非军事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是解决理论问题,应用是解决实践问题,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不解决理论问题,实际应用也是支离破碎的。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转型。
    《孙子兵法》研究要在方法上获得突破,不仅仅需要研究手段的改变,比如电脑检索、互联网交流等,更需要哲学层面的突破,其核心则是创新问题。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孙子兵法》研究置于中西军事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中。《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只有同西方的所谓强势文化相比较、相融合、相竞争,才能真正凸现出来。
    第四是学术层次的增位。
    《孙子兵法》研究的生命力,是由它的学术地位决定的,而衡量其学术地位的关键是学术层次的高低。
    众所周知,面对新军事革命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孙子兵法》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应对。《孙子兵法》绝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我们可以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但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那种语录式的简单类比的研究和运用方法是肤浅的、不可取的。而要提高学术层次,必须从《孙子兵法》体系入手,特别是从《孙子兵法》范畴体系入手,联系新军事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战争新课题,从宏观整体上开掘《孙子兵法》的理论精华,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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