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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奠礼的歧仪与规范准则 （一）“八”或者“六”：祭孔佾礼的分歧与认识 “八佾”还是“六佾”？孔庙释奠礼的认识分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暂短休止而从未同一过。今天，它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孔子逝世之后，其后人按鲁国国君指令在其生前“所居之堂”的祭祀，只是子孙“岁时奉祀”的私家家庙祭祀。而司马迁所说的“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则已经具有了社会公祭的性质，而且是“二百余年不绝”。孔子的享受“太牢”是始于本来轻视儒生的汉高祖刘邦的礼遇。刘邦的开创使孔子祭祀的太牢之礼一直延续了下来。唐玄宗规定了孔庙祭乐用宫悬而舞用六佾。然后是明孝宗（1488～1505在位）“舞用八佾”的决定，于是孔庙祭祀典礼最终具备了完整的“天子之礼”。 嘉靖九年（1530），刚愎自用的世宗皇帝朱厚熜为了极度强化君权的需要，与他的一味迎合者大学士张璁连手演了一场借孔子释奠礼发难的闹剧。先是张璁揣摩皇帝心意之后正式报告：“先师释典，有当更正者”，朱厚熜随即表态：“圣人尊天与尊亲同。今笾豆十二，牲用犊，全用祀天仪，亦非正礼。其谥号、章服悉宜改正。”大学士张璁“縁帝意言”：“孔子宜称先圣先师，不称王。祀宇宜称庙，不称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毁。笾豆用十，乐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号宜削，止称先贤先儒……”于是，朱厚熜命礼部会翰林诸臣议。编修徐阶对“易号毁像”明确持反对意见，朱厚熜大怒，立刻将徐阶贬官。并且御制《正孔子祀典说》，极力阐明：“孔子以鲁僭王为非，宁肯自僭天子之礼。”又撰写《正孔子祀典申记》，“俱付史馆”。张璁仰附朱厚熜之意又作《正孔子庙祀典或问》，朱厚熜“以为议论详正”，并令礼部集议。御史黎贯等言：“圣祖（朱元璋）初正祀典，天下岳渎诸神皆去其号，惟先师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拟祀天之礼。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虽拟诸天，亦不为过。自唐尊孔子为文宣王，已用天子礼乐。宋真宗尝欲封孔子为帝，或谓周止称王，不当加帝号。而罗从彦之论，则谓加帝号亦可。至周敦颐则以为万世无穷，王祀孔子，邵雍则以为仲尼以万世为王。其辨孔子不当称王者，止呉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务求至当。”并且直接指出：“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师。陛下敬天尊亲，不应独宜孔子王号为僭。” 朱厚熜因此大怒，对反对意见“皆斥为谬论”，并随之严刑峻法予以打击。于是礼部会诸臣议的意见出来了：“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遵圣祖首定南京国子监规制，制木为神主。仍拟大小尺寸，着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国初旧制，十笾十豆。天下各学，八笾八豆。乐舞止六佾。”4于是，孔子的待遇降格为“六佾”了。 十七世纪中叶，女真人在“清”的旗帜下再度踏上“金”的劫掠道路疯狂南下，而这次则更野蛮残酷得多、深谋远虑得多，再造并极力抬高满族文化和大力度加强对汉族文化的控御就是爱新觉罗清政权的核心国策5。为了弥合汉满民族矛盾、以便更有利于加固对汉族和整个中国的统治，清圣祖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决定继其前人誉孔、抬孔政策之后更出崇孔新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684年12月23日）到了曲阜隆重拜谒孔子。为此，帝国政府提前很长时间造足了舆论。玄烨首先定调：“朕幸鲁地，致祭先师，特阐扬文教，鼓舞儒林。祀典告成，讲明经书文义，穷究心传，符合大典。”然后郑重交办中央各部组织学习讨论、理解落实：“应行事宜，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经过大臣（主要是汉族大臣）的谨慎斟酌之后，玄烨最后亲自决定对孔子行“三跪九叩礼”，明确表示“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6玄烨对孔子的“务极尊崇”、“异于前代”政策是秉承多尔衮等第一代入主者进关伊始就制定的长远谋略。满族最高统治者的崇孔政策在有清一代的递增经历，《清史稿》作了如下记录：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十二月，升为大祀。先师祀典，自明成化、弘治间，已定八佾，十二笾、豆。嘉靖九年，用张璁议，始厘定为中祀。康熙时，祭酒王士祯尝请酌采成、弘制，议久未行。”这次关于释奠礼的讨论，是满清国家为了支倾补漏目的再次借重孔子的最后尝试，因而也是中国封建国家对孔子地位认定的最后结论。为此，“礼臣具议上：孔子德参两大，道冠百王。自汉至明，典多缺略。我圣组释奠阙里，三跪九拜，曲柄黄盖，留供庙庭。世宗临雍，止称诣学。案前上香、奠帛、献爵，跪而不立。黄瓦饰庙，五代封王。圣诞致斋，圣讳敬避。高宗释奠，均法圣祖，恭行三献，垂为常仪。崇德报功，远轶前代。已隐寓升大祀至意。世宗谕言：‘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赖孔子以不坠。《鲁论》一书，尤切日用，能使万世伦纪明，名分辨，人心正，风俗端，此所以为生民未有也。’圣训煌煌，后先一揆。近虽学派分歧，而显示钦崇，自足收经正民兴巨效。”于是，满清帝国中央政令颁布：“文庙改覆黄瓦，乐用八佾，增武舞，释奠躬诣，有事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尚书。祀日出大成左门，升阶入殿左门，行三跪九拜礼。上香，奠帛、爵俱跪。三献俱亲行。出亦如之。遣代则四配用尚书，余用侍郎，出入自右门，不饮福、受胙。崇圣祠本改亲王承祭，若代释奠，则以大学士为之。分献配位用侍郎，西（当是两字之误）庑用内阁学士。余如故。”光绪三十四年，又“定文庙九楹三阶五陛制。”7恶贯满盈、彻底腐朽的满清政权行将就木之际近还希冀借助抬孔来消弥“学派分歧”以“收经正民兴巨效”，爱新觉罗集团“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的用心也就颇耐人寻味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更加深了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学的疑惑与失落，“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出现为最终所不免。1919年以后至今，孔子与儒学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境遇是举世皆知的。 对比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二战以后，儒家思想与儒学文化逐渐重新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并且是在更高视点、更广视野、更深层面的新的审视与觉悟。韩国知识界与国民社会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二十多年前亚洲部分地区的经济起飞也都大大地借助了儒家思想与儒学文化的教化与启示力量。今天，在中国大陆，儒家思想与儒学文化也在不断克服阻碍逐渐为越来越多心怀良知、追求光明的人们所亲近认知。“传统文化热”、“儒学热”尽管还很幼稚软嫩，还那样的不成熟，但是毕竟已经有了“开始”，尽管还会有些许多波折委曲，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民族觉醒与文化复苏的大势与前途是可以充满信心期待的。而时下，中国大陆孔庙释典礼正处于这样一种波折委屈的时期。中国大陆曲阜孔庙祭祀活动已经由最初的曲阜市（县级）办，继之的济宁市（地级）的所谓“县市级”规格，上升到了2007年的山东省“省级”规格。以后又有了媒体意义的“国家级”——文化部中央机构出面——全国政协副主席角色人物出席等等。但是，祭祀的礼仪、程序、内容的制度规范仍没有上升到历史文化恢复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如上所述，“文化节”的政治新闻与节庆娱乐功能同时存在，但文化典制的应有地位与色彩尚未适当突出。曲阜孔庙释典礼实行的是清代恢复的明孝宗所定八佾之礼。而台北孔庙释奠礼则是六佾，法理依据应当是孔子本人的尊王言论和唐玄宗至明孝宗以前的传统，亦应有民国对满清政治与文化政策否定寓意在。而台北孔庙露台逼窄难容八佾行列的事实恐怕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限制性因素。总之，“八佾”还是“六佾”已经事实上成了当今时代中国和世界各地孔庙释奠礼不能不认真择定的一个严肃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