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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官威仪”还是“马蹄袖”？释奠礼的服饰问题 释奠礼的服饰同样是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大陆的释奠礼，乐舞生的行头采取的是爱新觉罗皇朝清代衣冠服饰的式样。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取舍的问题。 正如笔者所一再指出的那样，孔子认识与儒学评估应当遵循历史与现实谐调承续的原则。我们知道，孔子的炎黄文化情结是很深的，他曾经明确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3他还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14孔子的这些言论，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对其自身文化偏爱的狭隘文化观，不能一般地理解为“本族文化沙文主义”。他是在一直冲突依赖的“华夷”关系中比较与批评的。但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他不认为用“夷狄”的文化取代“诸夏”文化是可取的。既然如此，孔子本来应当是不会被入据中原和统治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认可的，因为他是一个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政治反对派”。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取得了对汉族统治权的少数民族政权是这样做的，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汉族文化采取奉迎附和的政策，满清帝国自然也是如此。清国是爱新觉罗集团靠野蛮屠杀政策建立的满族人的政权，爱新觉罗政权国策的核心是防范汉族，汉族始终是满清帝国的敌人；防范、剥夺、销毁汉族意识与精神是清帝国一贯国策和最高政治原则，帝国全部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控御汉族。而且，满清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耻辱、无底灾难的一个最为世界历史所不齿的政权。中国民族文化与尊严的羞辱莫此为甚。可以说，“清国”是集腐败、堕落、麻木、无耻、罪恶的不可赦、无可救的代表符号。因此，“清服”就是“罪服”，就是罪配脸颊上的刺青和霍桑笔下可耻的“红字”。因此，台北孔庙释奠礼的明代服饰、韩国成均馆释奠礼的服饰都是能够认可的。这种认可是有历史依据的：朱元璋与蒙元帝国决战之际，北伐军就“驰檄”大军所经之地：“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15“复汉官之威仪”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实施内容的。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服饰制度问题。礼部意见如下：“唐制，服色皆以散官为准。……国初服色依散官，与唐制同。”洪武三年礼部又言：“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这些意见都相继被“从之”而实行16。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也是一次“复汉官威仪”的历史性和民族性行动，剪尾巴、摘顶戴、易服色是同时进行的。释奠礼上不应当再有“清服”、“满服”的痕迹，否则中华民族心里不舒服，世界人的眼光中有疑惑。鉴于上述诸多原因，同时也出自多方面的积极考虑,孔子神主最好是木主而非偶像。而孔子影像，则应以今存明刻“唐吴道子笔”意之“先师孔子行教像”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