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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阜孔庙与台北孔庙释奠礼的比较与启示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的释典礼是三代时期学校祭祀往古圣贤的礼仪：“凡学，春，官释典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典于先圣先师。”释典礼是周代明确而隆重的教育制度，举行释典礼时，国家最高领导人也要出席：“天子视学，大昕鼔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17如此隆重的“天子视学”之礼，是以“天子敬学”的行为提升“学子敬业”的自觉：“夫天子视学则成均也。” 18以传今文献明确记载考察，国家学校祭祀孔子始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国家“修起太学”。七年（31），太仆朱浮认为“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敎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絶。”19而迄今所见“释典礼”施与孔子的最早文字记录则是晋代。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20）“皇太子释奠于太学”，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帝亲释奠”20。当然，孔子的礼遇地位是早就起步颇隆的：汉十二年（前195）“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祭祀以“诸侯”之仪21，而“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22自汉高祖这一诏令实行之后，孔子祭祀的太牢之礼便一直延续下来。其后，由于累代一姓之国君主对孔子尊崇的不断升级，祭祀孔子之礼也便渐呈繁缛隆重之势。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定祭乐用宫悬，舞用六佾。明弘治九年（1496）舞用八佾。孔子祭祀，初仅秋季举行一次，后增至春秋二次。东晋太宁三年（325）明帝诏行四时祭祀。“天子之祭，一年有四。”23其后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累加推重，尤其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入主皇权的特别抬誉，祭祀之礼历史至隆。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诏令全国各州县均须仿曲阜阙里孔庙古制祭祀孔子之后，便形成了京师、阙里、各州县三种级别和类型的祭祀活动。唐代以后，曲阜孔庙释奠礼的地位逐渐提升凸显，明清两代更事实上取得了正统与“标准化”的地位。 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爱新觉罗清帝国的主人对他们手中道统儒学工具攘外软实力的失去信心，对孔庙祭祀的热情逐渐淡漠，释奠礼因之而渐渐荒疏，以致二十世纪初袁世凯为了登上皇帝宝座而再次演练释奠礼时已经是天宝遗事能言者稀了。之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实质上代表了时代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与国学传统整体的疑惑与背离。然后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历史，释奠礼及儒学、传统文化的命运状态是举世皆知的。最近二十余年来，释奠礼最先在孔子的故乡曲阜重新兴起，但庆娱活动性质的“文化节”尚未给释典礼以应有的庄严与郑重，值得考评改进之处颇多。 相对而言，台北孔庙的释奠礼则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意义。毫无疑问，台北孔庙无论从历史、规制、地位影响诸方面来说，都是无法与曲阜孔庙相提并论的。然而，就孔庙受社会重视的程度和释奠礼维系的意义来说，至少既往半个多世纪时间，台北孔庙的地位是不可轻估的。台北孔庙现为全台湾十二座孔庙之首，最早建于1665年（明永历十九）。1895年6月日军侵占台北，随即将庙器毁损，并更名为“台北儒学”。1907年，日本占领者当局又以“市区改正”名义将孔庙、武庙、天后宫等等清朝遗留下来的汉人传统建筑悉数拆除。1925年，台湾士绅辜显荣、陈培根等多人提倡重建孔庙。因觅地筹款及建造困难，最后择地于大龙峒保安宫东侧的台北孔庙，历经数度停工与复工，终于1939年基本完工。1950年代，台湾当局以“有教无类”最高理念确定孔庙精神表征，孔庙释典礼成为官方层级的最重要祭典。1952年，官方祭典与孔子诞辰纪念从传统的每年8月27日改制为9月28日，并于当日由政府“部长级”官员及台北市长于台北孔庙举行相关祭孔大典。同年孔子诞辰日被命定为全台湾放假一天的教师节。1972年，台北孔庙由辜振甫（辜显荣之子）及陈锡庆代表庙方捐献给台北市政府。台北孔庙的祭典自日治时期的1931年开始，当时是在尚未全部完工的孔庙举行。二战结束的1950年代之后，台北孔庙不但延续传统，并且扩大举行。佾生仍由大龙国小学生（原大龙峒公学校）充任。按定制，台湾地方最高领袖通常委派“内政部长”代表其上香、恭读祝文，正献官例由台北市市长或指派代表担任，分献官则为台北市政府局处长、台北孔庙管理委员会代表、捐地兴建孔庙家族的陈家、辜家代表。台北市府为推广儒学，扩大参与，近年则邀请民意代表、区长、市政顾问、里长代表、绩优教师和日本、韩国、越南儒学团体代表等人士担任陪祭官。家祭、初献礼、分献礼、终献礼等都依循古礼进行。1900年代之前，献礼过后的拔牲礼毛发（牛毛）的“拔智慧毛”活动，更是许多台北人的必参与活动。不过，该活动已于1990年代以“发智慧糕”取代。笔者调研知道，有关方面以避免杀生和卫生、节俭、有益原则将传统的太牢三牲均改为仿生象征的蒸糕，此举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公认。仪程结束后，主祭官将大成殿供奉的素“太牢”(牛、羊、猪三牲)分割成“智能糕”分赠民众。现台湾地区最高领袖马英九先生在2006年以台北市长身份主祭台北孔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二五五七周年诞辰释奠典礼”时说：“举行祭孔仪式在于发扬孔子儒教理想，……未来世界各地孔庙皆可入祀当地对孔教有贡献的人士，这也是孔教在地化、国际化的表现。此外，孔子为人处事的道理，到现在还很受用，现在许多老师提倡的‘礼义廉耻’观念，即是孔子倡导的思想。”上午祭孔大典后，孔庙也举行“文化园游会”，有传统诗歌乐舞表演，孔庙早期曾担任佾生的周松村表演尺八，另有传统艺术教学摊位供民众参与。 谈到乐舞生职选，台北孔庙的做法似乎亦有启示意义。与台北孔庙紧邻的大龙小学的学生承担着每年孔庙释奠礼乐舞生的职责，该校院墙上“释奠礼乐舞生充任”的一行大字赫赫醒目。这成了该校的文化传统和校誉符号。从1931年起，由大龙峒公学校负责的台北民间祭孔大典，更将其规模扩大，一级级、一届届、一代代的英姿少年亲身历炼，感觉体悟，他们的心灵情感受到滋沃启悟，责任感、荣誉感、担当精神都会得到激励培育。同样是学生承当乐舞生，这种选择方式的意义无疑会比历史上曲阜四氏学的模式更公正、更广泛、更深刻得多。 四、孔庙释典礼应当积极“申遗” 儒学文化是属于全体人类的，释典礼同样也是全体人类的财富。无论肤色与语言，超越文化差异，儒学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知，释典礼为各种文化接受，这是文明人类的福祗，也是炎黄子孙的光荣。当今世界，深刻认知孔子与儒学文化，必须超越狭隘民族观，必须跨越政治界限。孔庙释典礼“申遗”既是由其价值与生存状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儒学文化普世发展的需要。 孔庙释典礼随着儒学文化的四远传播很早就走出了国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接受释典礼均有千年以上的历史。释典礼连同儒学文化均已经被吸纳成为了当地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其中，韩国的理解维系犹有独到之处。学界周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联系，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文字记录。明代中叶以前，正是朝鲜半岛李氏王朝政权（1392～1910）建设的初期，同时也是朝鲜半岛与中国文化联系最紧密、交流往来最频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儒学在朝鲜半岛确立了国教的地位。朝鲜半岛人民对儒学的理解力行、承续阐发之功是巨大和独到的。儒学对半岛知识群体的心灵滋育、民族精神培植无疑是发挥了巨大而深远作用的。“儒教释奠”文化在韩国的备受重视和珍视保存，应当说是韩国人民对人类优秀文化的伟大贡献。作为半岛朝鲜民族传统文化继承者的韩国，她承续了儒学一直受礼遇的民族文化传统。历经无数艰辛与重重苦难独立复兴的半岛朝鲜民族，在大韩民国立国伊始就对民族传统文化倍加珍爱呵护。1986年11月大韩民国登记认可的重要无形文化财第85号的成均馆“儒教释奠大祭”就基本是这一历史性成果的沿袭保留24。我们了解到，今天，“韩国研究孔子的学者以及大多数平民都从内心尊敬孔子，每年都要在234所乡校举行两次释奠礼，而且年年如此。”25笔者深为韩国释典礼的郑重规范、光彩感人而感慨万千，感谢韩国同道的诚敬之心、弘毅功勋。当然，儒学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在韩国受到重视还不仅仅表现于此。它们普遍地存在于韩国大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如儒学文化是全体人类的一样，“孔庙释奠礼”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承传、保护、弘扬儒学文化，对于全体认同者来说，目标是一致的，责任是共同的。“孔庙释奠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当是理所当然，事在必然，势所必然。但鉴于中国曲阜孔庙、中国台北孔庙与韩国成均馆等当代最具代表性孔庙释奠礼的现状，多方积极参与，共同协商，周全完善之后的联合“申遗”是最佳选择。其中，鉴于特殊历史地位与无与伦比的责任承担，曲阜孔庙理当发挥中坚作用。（作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