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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之三：哲学儒学 考之当代中国儒学史，“儒学哲学化”是儒学发展中的一股强劲的思潮。在绝大多数场合，儒学界似乎都是以哲学的形式叙述、讨论、评论儒学，儒学史基本上被描述为哲学史。冯友兰是把儒学哲学化的开创人之一。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儒家思想都被系统地进行了哲学的诠释。冯友兰认为，哲学可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及方法论三部分，进而认为《论语》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即言及哲学之宇宙论（天道）和人生论（性），而方法论部分只在宋明儒那里有所谓“为学之方”，但此“为学之方”乃修养之方法，非求知识之方法。[17]具体而言，冯友兰写儒家哲学思想，都是以宇宙论、人生论、方法论这样的格局写，所以其写中国哲学史的儒学部分，也就是将儒家思想哲学化的实践。冯友兰称其“新理学”为最哲学底的哲学，他将儒家思想中主要范畴以哲学来规定、来讨论，如太极、理、气、道、性、心、势等，而且用哲学的特性对儒家思想进行诠释，因而所谓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哲学化的儒学。贺麟将“以西洋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展方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会通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危机，是即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循的途径。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以作为道德可能的基础，且可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18]并对“仁”作“哲学”的解释：“从哲学看，仁乃仁体。仁乃天地之心，仁为天地生生不已之生机，仁为自然万物的本性。仁乃万物一体生意一般的有机关系和神契境界。简言之，哲学上可言有仁的宇宙观、仁的本体论[19] 熊十力认为中国古代著述虽无系统，但不能说没有哲学。他说：“此土著述，向无系统，而浅见者流，不承认此土之哲学或形上学得为一种学。”[20]熊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与梁漱溟先生的信中曾提到，他著书就是要建构一套宇宙论，因为宇宙论建构起来后才好谈身心性命之切实工夫，并承认这种作为是受西方发达哲学的刺激。[21]而在实践上，熊十力用即体即用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孔孟儒学和宋明新儒学。牟宗三之儒学，其哲学形态更完整更细密更精巧。牟宗三以其熟稔西方哲学的优势，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哲学化诠释。他指出：“儒家唯因通过道德性的性体心体之本体宇宙论意义，把这性体心体转而为寂感真几之‘生化之理’，而寂感真几之生化之理又通过道德性的性体心体之支持而贞定住其道德性的真正创造之意义，它始打通了道德界与自然界之隔绝。这是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之完成。”[22]换言之，儒家哲学就是道德的形上学。实际上，牟宗三不仅用哲学对儒学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使儒家思想系统成为哲学系统，而且使儒学的形上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成中英、杜维明分别用各自熟悉的西方哲学理论学说来诠释、架构儒学，使儒学哲学的形式多样化。成中英认为儒学参与对话的资格是：“具有西方哲学素养，并能以现代形式陈述出来。”[23]并肯定西方哲学能使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更显丰富，在内容上更为充实，在形式上更为现代。杜维明所提出的儒学发展前景之一，就是儒学研究必须从不探求价值、不深扣哲理、不研究宗教的传统汉学的实证和实用主义里解脱出来，和西方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等进行长期而全面的对话，使儒学能对今天国际思潮中提出的大问题有创建性的反应，才能在欧美学术界做出自己的贡献。[24]所谓探求哲理就是探求儒学的哲学性，因此，杜氏所强调儒学现代化自然包括哲学化；而形上性理论建构、以西学为坐标展开对儒学价值的开采则是杜维明所追求的儒学开展方向之一。 可见，“儒学哲学化”的确是当代儒学的自我诉求。具体表现为：第一，以哲学的形式诠释儒学、呈现儒学。冯友兰将儒学史写成哲学史，按照哲学的要素将儒家思想的哲学因素呈现出来；贺麟将“仁”诠释为本体论意义、宇宙论意义的范畴。第二，以哲学评估儒学、探讨儒家思想的哲学特征。冯友兰认为，由形式看，中国可以说没有哲学，由内容看，中国则有丰富的哲学；牟宗三认为儒学属于“道德的形上学”。第三，强调儒学通过哲学的形式发挥作用、落实价值。贺麟认为，儒学哲学化有助于发扬民族精神和解除民族文化危机；杜维明认为儒学哲学化有助于应对人类所面临的诸种现代困境。第四，将哲学视为儒学存活和发展的途径。熊十力认为儒学有了宇宙论更好讨论心性问题；成中英认为儒学哲学化有助于儒学走向世界并发挥影响。如此，我们将20世纪初以来从哲学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诠释并呈现、对儒家思想的价值进行开掘和评估、揭示儒家思想的特点、实现儒学的价值，将哲学作为儒家思想存活、开展的方向，且具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规模性、主体上的群众性的由哲学角度定位儒学的主张和实践，称之为“哲学儒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