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传播儒学 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开堂礼拜。接着,美国各教会组织在中国各地建布道站,设书局译馆,立教会学校(1914年,美基督教会在华开办初级教会学校约2000所,招生4.5万人,中高级教会学校约286所,招生2.3万人),办刊物(1827年11月,美国人吴特在广州创办英文刊物《澳门杂录》,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的第一家英文刊物,1843年迁至香港,改名《香港杂录》;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每月用英文在广州和澳门出版;1868年,美国传教士保灵在福州创办《中国纪事和教务杂志》,1874年迁上海改名《中国纪事》;1868年9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95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常、卫三畏合办《亚洲文会会刊》,等等)。1860年至1895年,清政府解除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自由旅行的禁令,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国人。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华的主要宗教团体有:长老会(南北美)、监理会海外布道会、新教圣公会、美国海外布道会、浸信会海外布道会、南浸礼会海外布道会、基督复临安息会、监理公会布道会、宣道会等,共有传教士2192人,布道站203个。”(注4)在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的过程中,美国传教士是“后来居上”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美国汉学研究领域中的筚路蓝缕开拓者”,是儒学传播美国的“带路人”。 19世纪初,美国创立了“基督教差会”,象西欧法、德、英等国一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30年10月,美国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来到中国。尔后,卫三畏、雅裨理、布朗、晏玛太、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乐灵生、穆德、卫斐烈等人相继入华。到19世纪末,美国在华传教士已达1500多人。“我们对中国的普通消息,都来自这个巨大的传教运动。”传教士来中国,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在美国形成又一次浪潮。1832年,裨治文创办《澳门月报》,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及民风民俗。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1829年毕业于安多弗神学院,受美国公理会之派,作为美国第一批传教士于1830年抵达中国。裨治文来到中国的第三年,就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他在发刊词中说:“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地和长时间不间断地观察。……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注5)1842年,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外交官联合成立“美国东方学会”,以传布东方知识和研究中国文化为宗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建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1848年,卫三畏出版两卷本《中国总论》。1883年,传教士李佳白来华,活动于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地,往返于中美两地,传播中国文化。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1882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并受长老会差会派遣来中国。他在美国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到中国后首先来曲阜参观孔庙“登其堂而瞻仰圣容”,主张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他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在山东传教时,穿中国服装,戴假辫子,“一如华人仪式,行中国礼节”,并用儒家经典附会基督教义,进行传教。他认为:“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注6)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五四”运动兴起,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佳自却竭力推崇孔子是“古圣人”,是“中国的至圣”,儒家的思想是“教民之本”,主张中国应以儒教立国,“环地球,五大洲数十百国,……秉历代贤圣师儒之教,民气顺良,惟上所命,问有如中国者乎?无有也”。他受聘担任“孔教会”的高等顾问,认为“孔教为颠扑不破之道,合之古今中外而皆宜”,基督教与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在华近40年的传教士山姆?威尔斯?威廉士,返美后作了上百场演讲,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并于1848年出版《中华帝国》一书。(注7) 中国文化走向美国,一个重要内容是图书资料的传入。中国大批文献和图书资料输入美国始于1869年。此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结束,美国通过其驻中国使节向清政府提出以种子交换清朝文献的要求。清政府指派恭亲王挑选一批雕版印刷考究的中国典籍(其中有《皇清经解》366卷50函、《五礼通考》120卷12函、《钦定三礼》144卷18函、《性理大全》16卷2函、《骈字类编》120卷20函等)十种130函赠送美国,每套书上题写:“赠美国政府——中国皇帝,1869年6月”。这批书,后来成了美国图书馆中第一批中文古籍藏书。1878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将其所藏中文图书全部捐赠给了他就读的耶鲁大学。1907年至1910年,芝加哥三所图书馆趁美籍“汉学家”劳福到中国“考察”之机,搜集中国书籍3万余册。1904年至1908年,清政府第二次向美国赠书,这些书为美国最大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所得。美国国会图书馆1879年从外交官顾顺处获得汉满文书籍2500册,1929年从天津搜购中国善本书2.2万多册。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将原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资料2.1万种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了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2.8万种,120.5万多卷,其中包括宋版书156种,元版书100种,明版书200种,碑文拓片7000种。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类图书馆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资料成倍增加。从1958至1970年,美国用在中国研究上的公私拨款高达7000万美元,美国90余所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东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达400余万册。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地图书馆中文藏书达750万册,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库有中国藏书50万册,其中包括世界仅存的400余册手写本《永乐大典》和100多种在中国已绝版的方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收藏中国图书40万册,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收藏20万册,藏书中有不少属于中国12至17世纪的出版物,还有部分是8至10世纪的出版物。据初步统计,仅中文古籍善本在美国各种图书馆有8000部、4万余卷。(注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