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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研究儒学 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大学开始设立研究中国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876年，耶鲁大学成立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室”和东方学图书馆，主持人是传教士卫三畏。该校出版了12册系列汉语教材，被许多大学采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部委托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合作编写《中国手册》。1877年，哈佛大学筹集“汉学教席”启动经费，1879年聘请中国宁波举人戈鲲化前往任教。该校的“东亚地区研究课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该校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在美国汉学界久负盛名，与北京燕京大学（教会大学）合作招收研究生，在美国不定期出版《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在中国出版《燕京学报》，编印《汉学引得丛刊》，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8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教席”，由英国人傅兰雅执教。该校“远东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中心”著述颇丰。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殿龙中文教席”，由德国汉学家夏德任第一任汉语教授。该校设“东亚研究所”。尔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执安大学、夏威夷大学等30余所大学相继效尤。20世纪70年代，开设汉语专业课程的美国大学已达260所，90年代增至486所，遍布39个州，汉语进修生人数超过1.7万。（注11）中国文化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艺术、宗教、法律、农业、教育等，一步步走入了美国。美国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研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20世纪以来，一些美国商人和企业家设立各种基金会以资助对中国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会等，资助研究机构有“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中国语言文化教师协会”等90余个。美国众多的研究中国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近百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汉学”、“中国学”家，如：亨德、柔克文、赖德烈、斯特朗、拉铁摩尔、费正清、卜德、芮沃寿、李文森、柯文、史华慈、江康湖、卫理、宾板桥、傅路德、狄百瑞、陈荣捷、毕汉斯、韦慕庭、陈绶颐、宓亨利、顾立雅、克雷克、贺凯、毕乃德、梅谷、刘泽前、普里查德等，真是群星璀璨。 美国的汉学研究肇端于传教士时代，兴盛于高等学校对汉学纷纷设立讲席和成立研究机构的时代。美国的汉学家人数，超过了西方其它国家，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北美汉学家辞典》就收录了500人。美国现有5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课程，“中国通（China specialist）的人数已达3000多”。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1877年起筹款设汉学讲席，该校的东亚地区研究课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该校哈佛燕京学社硕果累累，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费正清、史华慈、克利夫斯、杜维明等。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1871年率先开设中国文学课程，该校远东出版部经常推出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籍，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赖德烈、芮沃寿、乔治?亚历山大?肯尼迪等。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890年设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教席，英国汉学家傅兰雅担任教职，1949年设远东研究中心，该校国际研究所另设了“中国研究中心”，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彼得?亚历克西斯?布德伯格、宾板桥、陈史祥、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等。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1901年设中文教席，德国汉学家夏德曾任第一任汉语教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思曾来此讲学，中国著名学者胡适、马寅初、冯友兰、吴文藻均在此留过学，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傅路德、陈荣捷、狄百瑞、毕汉斯等。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28年设汉语口语课，1936年设东方语言系，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宓亨利、顾立雅、克雷克、查尔斯?贺凯等。夏威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waii）1920年设汉语、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课程，1922年设东方研究系（后更名东方学院），该校期刊《东西方哲学》经常发表中国哲学研究文章，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赵元任、蒋彝、成中英等。此外，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均有特色。（注12）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20世纪50至70年代，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席。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观察中国》（China Watch）及《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主编了著名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1948年第一版，1958年第二版，1971年第三版，1983年第四版），“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它是有思想的人案头必备之书”（中美正式建交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此书），“对于历史学家，它是现代中国的最新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最有影响的人类情感脉络”，“一部恢宏、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巨著，与其研究中国的先驱身份相匹配”……。儒家思想有一套完整的经籍作为“典章”，在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费正清向美国人作了这样的介绍：“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己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已被人遗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用于占卜）、《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孔子家乡鲁国即今山东的编年史）及其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连同其注疏，今己达120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帙浩繁的经集，宋代（907——1279年）学者选定了著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儒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新儒家学说——“理学”，“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教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满意，从而使16世纪基督教经海路传入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