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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英关注儒学 20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已过极盛时代。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政治的扩张、经济的掠夺已经不能主宰世界了，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与交融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一元，西方学者开始认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真切的理解，就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中国人历来思考的课题。要重估、新铨中国传统思想，全面认识中国文化。儒家作为中国文明这一巨大的人类成就的中心传统，它是强有力的又是柔韧的信条，它的强有力足以使它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世人，它的柔韧足以使它在长达两千余年间不断自我调节而适应着不断变化的形势。它曾经使一些有作为的人物倍遭挫折，但是，它也提供了为人立极之学，使中国社会一再回归于漫长的稳定时期和富有创造性的阶段。正因如此，美国对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加深了。加德纳（Charles S.Gardner）在《美国汉学研究的未来》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无知、狭隘和地方主义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此我们渴望得到启迪并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了解；从表面上看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其内在实质却基本与我们的一致。未来对于那些会说中国话、会看中国书、能准确翻译她在2500年发展史中留下卷帙浩繁的传统文学遗产的人的要求，将是持久的，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注9）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哲学界和文学界普遍关注中国文化与儒学。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1932年当选为美国教育协会名誉主席，1938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终身名誉主席。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应胡适等人的邀请到中国，分别赴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讲演，1920年北京晨报社出版发行《杜威五大讲演》。杜威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遵循“重行动、重效果、重进取的基本哲学精神”，主张各种理论的价值“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他看到了中国儒学是实践哲学，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相近或相似的一面，即：重视理论学说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社会生活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抽象，“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通经致用”，“经世致用”，他在儒学中真正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所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欢迎杜威的晚宴中致词说：“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杜威的另一中国弟子、新儒家冯友兰自述：“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演讲。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注10） 诺斯罗普（F.S.C.Northrop，1893——1992），美国耶鲁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教育家。代表作有《科学与第一原理》、《东西方的汇合》、《科学与人文学的逻辑》、《哲学人类学与现实政治》等。诺斯罗普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怀特海及休谟等人的影响，在《东西方的汇合》一书中探讨了东西方比较文明论、比较哲学这一重大课题，他认为：东方文明在其思维形态上更多地依赖于直观性表象，因而带有直觉特征；而西方文明则更多地依赖于假设性概念，因而显示出合规律性的特征。他说：“在孔子的《论语》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一般常识事物的专注，尤其是对其审美当下性（immediacy）的专注。……然而，孔子也关心家庭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它们的道德方面。但是，即便是这些问题，其探讨也是由具体的细节一步一步地进行。‘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所有这些实际的道德箴言似乎都不过是对那种直接领悟到的东西的描述。很少用推理来证明它们的正当性，更没有论辩。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即使是仅仅对人类行为进行描述，也可以引导出极为不同的箴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