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实事求是”论与中国实学中的“实事求是之学” “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这一思想路线和优良学风的形成,除了他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外,也是与他吸取中国实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之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传统实学中, “实事求是之学”只是一种注重事实、讲求实用、不说空话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实事求是”一语是在汉代正式提出的,至北宋实学思潮形成后,“实事求是”才成为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中叶以后特别是乾嘉学派提倡的“实事求是之学”，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乃是注重实证、反对空谈性命的考据之学。如果说清代惠栋、戴震以及王鸣盛、钱大昕、阮元、阎若璩等人主要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彰显了“实事求是之学”的话，那么实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则在哲学思想上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更深广的意义。黄宗羲针对空谈义理的理学末流,指出: “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道,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生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建功立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南雷文定后集·赠编修辨玉吴君墓志铭》）王夫之“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之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章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释,于书、志、年表考驳同异。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见闻证之”。（王敔:《姜斋公行述》）他反复强调应对空谈道学的不良风气进行批判，指出:理学末流者不是把精力花在有用的学问上,而是成天“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辩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校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二,于身心何益哉! 于伦物何舆邪! 于政教何舆也! 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智哉? 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势而误人之国家。”（《读通鉴论》卷十七）顾炎武也十分痛恨那些“游谈无根,置四海之困穷于不顾,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腐儒,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完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二十八）他扎扎实实地从事实学研究，先后研究过吏治、财赋、典章制度,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他治学讲求实事求是,提倡“博学于文”、“历九洲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他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为写作《天下郡国病利书》,不但遍读史书,而且遍访各地,行程二三万里,历时二十四年。颜元也对道学家的空谈习气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他指出：程朱“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功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而王阳明更“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物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 “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 为之,可谓迷魂之第一洪涛水母矣!”（《朱子语类评》）为此，他和李塨、王源等人在清初学术界公开标帜“实学”,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的宋明理学末流相对立。黄、王、顾、颜等人对理学末流的批判以及在学术实践上对“实事求是之学”的大力倡导,“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思想方法在中国社会政治和学术领域中曾发挥过持久的历史影响。 毛泽东很早的时候就喜读司马迁的《史记》,从中学到了相当多的历史知识,也体悟到了司马迁治学的求实精神。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讲堂录》中，称赞“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毛泽东在家乡读私塾时，就在塾师指导下阅读过顾炎武的《日知录》,他尝引顾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与同学互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他进一步接触到清初几位实学大师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内心共鸣。在他所撰《体育之研究》（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一文中，公开标举清初实学家顾炎武“喜乘马”、颜习斋“学击剑之术”、李塨“文而兼武”，肯定三人是“三育（德、智、体）并重”的师表，三人“皆可师者也”;他还在《讲堂录》中抄下了潘耒为顾炎武《日知录》所写序言中有关实学的话，如“宋元二代人尚实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还表彰顾氏“留心当世之故”、“经世要务，一一讲究”，“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的实学精神;曾国藩的“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一段日记，也被毛泽东抄录于《讲堂录》中。毛泽东在学生时代，虽然受过佛教思想影响,但是, 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救亡图存之际,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代实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岳麓书院大庭门梁上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和曾国藩讲的“实事求是”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顾炎武的“修己治人之实学”也使他深受启发,並将它做为自己的座右铭。 由于受到实学传统中“实事求是之学”的思想影响,五四时期,毛泽东已形成了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大力倡导求实的学风。他曾针对当时一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空虚”风气,主张“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毛泽东早期文稿》）他认为,开展实地调查是接近实际的一个好办法, “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问题研究会章程》，《 毛泽东早期文稿》）他还多次与蔡和森等人以“游学”方式，深入湖南各地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向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求学问道。毛泽东在1920 年3 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 当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对实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之学”不只是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而被加以强调，而是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批判与继承了这一实学传统,並对它作出了重新解释和创造性转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毛泽东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以便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不仅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邬调查》、《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 、《兴国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为制定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从认识论和世界观的高度阐明了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 （《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他认为,是否开展调查研究,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般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路线”问题,而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对革命工作的指导,以及革命事业的成败。因此,共产党人一定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还针对党内一些人以“本本主义”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 “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坏风气,提出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