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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的放矢”论与中国实学中的“明经致用”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他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领袖人物。他的“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取向，同他继承与发挥中国实学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明经致用”是中国实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随着北宋实学思潮的兴起,“重功利,求实用”的实学正式登上历史前台。王安石发挥胡瑗治经“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细碎不足道”的观点,大力提倡“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反对“离章绝句、释名释数”的空疏学风。宋代湖湘学派最重“明经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胡安国将《春秋》一书视为“经世大典”,企啚通过以义理解读《春秋》,达到“康济时艰”的目的。胡宏鄙薄功名利禄,一生以立身行道为志，要求“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与张敬夫》，《胡宏集》）张栻也发扬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十分注重治学与致用的统一，“留心经济之学。” 晚清曾国藩追慕王船山、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认真研读过顾炎武和魏源的著作,颇留心于当世之务。他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6] 被世人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清朝的“中兴名臣”。 中国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和“明经致用”传统，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見的。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毛泽东，通过杨昌济老师从前代实学家那里获得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由此对那些有志于以学问贡献国家社会的实学大家产生了崇敬之情。毛泽东在一师读苏时，就抄录了王船山、顾炎武、魏源、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的不少名言警句,有些地方他还作出了肯定性评论。如他抄录了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的语录,把“圣贤”释为既有高尚“品德”又能成就“大功大名”的“德业俱全者”。法国的拿破仑只是“豪杰”而非“圣贤”，因为他只“有大功大名”而“歉于品德。”他认为历史上“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清代左宗棠是“办事之人”，而只有曾国藩才称得上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他明确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曾将“德业俱全”的“圣贤”作为自己一生的理想人格。（《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自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做一名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他将自己的满腔热情都投入到了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