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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把传统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制度、思想和观念。若以儒学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无论批评还是支持儒学，都需要说明究竟是在什么层面上说的。刘述先提议划分“精神的儒家”、“政治化的儒家”和“民间的儒家”，[10]夏光在讨论传统东亚社会的时候，把儒学传统划分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传统、作为人文知识的儒学传统和作为社会心理的儒学传统等三种形态。[11]李明辉则将儒学划分了四个层面：制度化儒学。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与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化儒学。在民间社会的层面规范人民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系统。深层化儒学。在深层的文化结构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民的思想模式与行为方式之心理积淀。作为精神思想传统的儒学。历代儒者（如孔、孟、程、朱、陆、王）透过其人格和学说所体现的精神思想系统。[12] 以下我们主要将儒学或儒家传统分为三个层面或形态：政治儒学（制度化儒学）、思想儒学（成文的儒学――文献典籍及其理论阐释）与大众儒学（不成文的儒学――沉积于风俗习惯中的儒学价值观）。做了这样的区分，将使我们对问题的复杂性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许多纠缠不休的争论往往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或者把不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了。 只要不是过分极端激进，我们就会承认，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论，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确发生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不过这一断裂并非彻底的断裂。如果是那样，也许事情就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是“纵向”的，而中国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则是“纵横交错”式的。如果从制度、思想和观念三个层面考虑，首先，制度的变革使原本与传统政治制度兼容的儒学失去了制度上保证。[13]其次，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型，使作为思想传统的儒学失去了传人，影响式微。最后，积淀于风俗习惯之中的儒学价值观念与前两者相比具有更多的持续性，然而这方面的问题也最多。因为化为风俗习惯的儒学不一定是儒学思想中的精华。风俗习惯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十分顽固，转变起来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却又是非理性的、无原则的和易变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承负者，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集体转型，从士大夫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这一转型非同小可，它意味着儒学的传承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从儒学的三个层面思考问题，那么首先需要追问的就是，我们要复兴哪个层面的儒学？ 近年来，有人试图复活政治儒学，也有人主张复兴“儒教”。这表明人们的确意识到了儒学之所以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影响的根本原因。一方面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废除科举制度、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迫使儒学变成了“游魂”。而另一方面，遭遇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儒学难以恢复正统的身份。然而政治儒学恰恰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恢复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孔子试图恢复周礼，以宗法礼制制度作为调整人们关系的尺度和准绳。儒学之所以被封建专制制度所利用而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它可以用三纲五常来维护制度，乃有制度化的儒学。除去了这些东西，孔子讲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因为其普遍的意义当然都可以继承，不过正因为其普遍性，为此而复兴儒学的理由未免有些牵强，因为类似的东西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 显然，在当今社会以三纲五常立国，复兴制度化的儒学是不太可能的。被称为“后儒学价值”的家庭主义面临解体，经过重新解释，也许值得提倡，但成功的希望也不是很大。举例说，北京的四合院是一种文化，很多人呼吁保护，然而即使满城尽是四合院，至多也就是一座博物馆而已，不可能作为活的文化存在。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家族解体，大家庭解体，不再会有四世同堂的壮观景象了。因此，制度化儒学不可能复活，潜存于世俗文化中的儒学传统是不纯粹的、无原则的和易变的，需要思想传统的调试和指导。故需要考虑的是作为思想传统的儒学，即存在于文献典籍之中以及存在于专家学者学术研究之中的儒学。 这部分儒学应该复兴，但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4、儒学思想传统的遭遇 首先令人唏嘘的是儒学思想传统的传承基本上后继乏人，萧瑟凋零。 众所周知，儒学文献典籍的载体――文言文失去了读者。秦王扫六合，为加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采取了车同轨，书同文等措施，由此而乃有书面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遂成所谓“语文分家”的局面。书面语言为士大夫所垄断，尤其是科举制度建立之后，知识分子被纳入国家制度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废除八股文，提倡白话文，一方面使语文合一：日常语言与书面语言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却意味着再一次“语文分家”：从知识分子到老百姓都说白话文，文言文失去了学术语言的地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型，中国的教育制度全盘西化而与西方接轨，儒学经典基本上退出了教育领域。结果是，除了很少的人文知识分子还能研读儒学的文献典籍，儒学思想传统则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 或许有人说目前传统文化已呈兴盛之景象，并非一派凋零。表面上看的确给人以如此之印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传统文化复兴的外在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东亚地区的香港、新加坡、中国的台湾以及韩国继日本之后崛起，创造了经济奇迹，使人们一变而不再把儒家传统视作现代化的阻碍，而视之为现代化的助力。1983年，Peter Berger在日本一个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提出了“东亚的发展模式”，并且认为是“西方世界以外惟一发育完整、推陈出新、产生独特现代性的地区”。[14]然而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基本上扭转了学界和大众传媒对儒家伦理的正面评价，论者认为造成金融危机的肇事元凶正是这个地区的政治领袖夸夸其谈的亚洲价值，特别是由此而生的“裙带主义”。当然，1999年东亚经济反弹，使得问题又难以确定了。[15]无论如何我们还不能确定，东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是儒家伦理被破坏了的结果，还是儒家伦理残存的结果。 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内在原因则有许多方面。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二是有人以为儒学传统是解决现代化进程所出现的问题的办法。西方人的自我批判使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出了问题，未来应该是东方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世纪，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被看作是弥补现代化之缺陷的良方，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语）。三是随着西方人对启蒙主义的反思，似乎世界步入了后现代，重新重视传统以及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时尚潮流。如此种种，重新燃起了人们复兴儒学的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