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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我们把儒学分为三个层面：制度化儒学、思想传统儒学与世俗文化中的儒学。毫无疑问，其中作为思想传统的儒学是基础，制度化儒学是被统治阶级政治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世俗文化中的儒学不纯粹而且可能以歪曲的形象出现。问题是，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其制度化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被统治阶级利用，才能不断地渗透到世俗文化之中，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因此，复兴儒学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没有了制度上的保证，儒学还有没有参与竞争的生命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既要实现现代化，同时亦需弘扬传统文化，而关键在于这两方面能不能“兼容”，起码不能相互矛盾。道理很简单，迄今为止我们取得的成就是现代化的结果。这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是在现代化基础上复兴传统文化，而不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既然我们不可能退回去重来，那么解决传统文化－儒学与现代化的适应性、兼容性甚至促进性，就成了关键之所在。 作为思想传统的儒学究竟能否弥补现代化缺陷，恐怕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有没有生命力的关键。然而即便如是，儒学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当然走的是中国化的现代化之路，然而当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方开辟的现代化之路而又试图以中国的人文精神弥补现代化之缺陷时，儒学不仅面临着与西方现代化相“匹配”的西方思想传统的挑战，面临着价值多元化的挑战，而且面临着大众文化的挑战。我们不可能引进西方的现代化而排斥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大众文化日益成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精英文化的儒学思想传统究竟能否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发挥主导性作用。 推翻帝制，废除科举，再加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和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儒学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身份而不再有制度上的优势，这不仅迫使儒学回到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必须凭自己的实力与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竞争，而且必须与已经适应了现代化的大众文化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复兴儒学的目的之一是对抗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而且当人们对比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因为所谓“西方文化”是西方不同民族之文化的笼统称呼，因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应物。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虽然也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但与西方文化不同，其历史连绵未决，始终保持着某种统一性。不过，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以现代化作为支撑和基础，西方文化迅速渗透到了当今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那么，在一个已经西化了的中国，究竟还有没有儒学复兴的土壤？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文化迅速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这意味着为少数人文知识分子所继承的儒学思想传统很难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大众文化是一种通俗文化。通俗文化在前工业社会中表现为民间文化，在工业社会中被称之为大众文化。[16]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的商业文化。[17]建立在信息技术、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基础上的大众文化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迅速蔓延全世界，不仅迫使精英文化退守象牙塔而一跃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亦因其商业化的优势使来自“民众”的民间文化失去了立足之地，从而几乎占据了为大众提供文化素养的所有文化资源。这就迫使试图复兴儒学思想传统的人们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要使儒学思想传统对社会生活发挥影响就不得不走商业化的道路，如果要“守护思想”而拒绝商业化就很难对社会生活发挥有效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包括儒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因其自身的教育规律需要更多的研习时间，很难适应讲究速度和效益的时代需要，这几乎构成了建设和发展人文学科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文知识分子能够做到“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尚属疑问，遑论对社会生活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儒学在当今社会的复兴必须谋求新的出路，仅仅被动地“守护思想”是不够的，必须主动地去“兼容”，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儒学必须面向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是其保持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因而其次，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象牙塔，儒学之复兴不仅仅在“引经据典”，更需要富于时代特色的解释和阐发。最后，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对于儒学复兴所面临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儒学要成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就必须不仅能够对时代精神进行概括和总结，而且能够充当时代精神的塑造者。 总而言之，儒学之复兴，任重而道远。 [1] 参见罗容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第131页以下诸页，商务印书馆，2004。 [2]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中国的现代化》，第184页。 [4] 《中国的现代化》，第4页。 [5] 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从文化的角度看》，第14页，三联书店，2005。 [6] 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别有很多论文论著讨论，本文因篇幅所限不作辨析。 [7] 桑兵：赵立彬著《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序，第3页，三联书店2005年。 [8] 桑兵：赵立彬著《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序，第3页。 [9] 参见李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第1页以下诸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0] 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1] 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从文化的角度看》，第228页，三联书店2005。 [12] 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132－1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 参见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4] 转引自张德胜：《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第38页. [15] 参见自张德胜：《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第44页. [16]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第5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17] 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第2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来源：孔子在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