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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人讨论曾子的思想，往往仅根据《论语》中的材料，然而据记载，历史上还曾有《曾子》一书。如《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著录“《曾子》二卷”。按照古书体例，这部名为《曾子》的著作，应该是曾子及其门人言论的记录，它同样是了解曾子思想的重要文献。但据学者考证，十八篇的《曾子》唐代时可能已散佚、失传，后来流传的二卷本《曾子》似另有来源。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今此书（注：指《曾子》）亦二卷，凡十篇，盖唐本也。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可见晁氏所见《曾子》已是二卷十篇，他认为“盖唐本也”，说明唐代情况亦是如此。今本《大戴礼记》中有篇名标有“曾子”的文章十篇，分别为《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所以唐宋以来流传的十篇本《曾子》可能即是从《大戴礼记》中辑出的。钟肇鹏先生曾检索历史上引用“曾子”的情况，发现唐代以前所引，或见于这十篇之中，或不见于十篇，前者如董仲舒引用曾子二则（见《春秋繁露·竹林》和《天人对策》），分见于《曾子制言》和《曾子疾病》；后者如汉刘向《说苑》引曾子数则（见《说丛》《杂言》），徐幹《中论》引曾子二则（见《修本》《贵验》），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上》引曾子二则，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引曾子一则，却不见于这十篇，而唐代书籍《群书治要》及马总《意林》所引，均见于此十篇之中（《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求是斋丛稿》，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59～379页。钟先生推测，《曾子》十八篇亡佚于六朝之末）。这说明《曾子》一书经历了散佚、失传和重新辑佚的过程，今天所见《曾子》主要是依靠《大戴礼记》保存下来的。 由于《曾子》一书的复杂性，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如，宋朱熹说：“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记》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象，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晦庵集》卷81《书刘子澄所编曾子后》）黄震也说：“《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并提出非曾子所作的四点证据：一是皆世俗委曲之言；二是若乐正子下堂伤足之事；三是所言“良贾深藏如虚”，近于老子之学，不类曾子弘毅气象；四是特以天圆地方之说为非（《黄氏日钞》卷55《读曾子》）。明方孝孺说：“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逊志斋集》卷4）近代梁启超也认为：“《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古今伪书及其年代》）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曾子》一书不伪，它形成于战国中期以前，反映的是曾子学派的思想（参见王铁：《〈曾子〉著作时代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罗新惠：《郭店楚简与〈曾子〉》，《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及上引钟肇鹏文）。那么，《曾子》一书的情况究竟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一，《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是否即来自《艺文志》中的《曾子》十八篇？二，《曾子》是否形成于战国时期？其中，前一点又涉及到《礼记》的成书问题。 我们知道，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收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据《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可知《礼记》往往又称《记》，《汉书·艺文志》就有“《记》百三十一篇”，它主要来自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而大戴、小戴则是对其传人的称呼。又，汉人所说《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有些本来是经不是记，如《小戴礼记》的《奔丧》、《投壶》等，有一些则是将子书的单篇收入其中，如，小戴中的《缁衣》、《表记》、《坊记》、《中庸》四篇出自《子思子》，《月令》出自《吕氏春秋》，《乐记》出自《艺文志》的《乐记》二十三篇，《三年问》出自《荀子·礼论篇》等等。《大戴礼记》的情况亦是如此，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今《大戴礼》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闲》七篇。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是也。”这是大戴抄入它书的明确记载，此外如《礼三本篇》出《荀子·礼论篇》；《劝学篇》取《荀子》首篇，同时附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哀公问五义》即《荀子·哀公篇》的首段；《礼察》（部分）、《保傅》见贾谊《新书》等等，所以大戴收入《曾子》十篇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近些年出土的简帛中，也多见子书的单篇，一般是持有者根据需要选择抄写，而较少将整书抄入的，这在郭店简中尤为明显，李先生所论可谓有见。同时由于当时流行的书籍单篇多是阐发儒家理论尤其是礼的思想，与礼存在一定的联系，故往往被编入《礼记》，并被归于其中的“通论”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说：“《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书入于杂记之中，识之以别于他篇也。”（《曾子十篇注译》）阮元认为十篇中的“曾子”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而非篇名，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古书体例，篇名往往取篇中文字或根据文意而定，而很少再加以人名的，所以《曾子立事》的篇名应该是“立事”，取文中多谈为人处事之意；《曾子本孝》的篇名应该是“本孝”，源于文中“忠者，其孝之本与”一句；《曾子立孝》的篇名应该是“立孝”，取文中首句“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的“立孝”二字。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应是《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等等。这也说明，《曾子立事》等十篇确实是来自《曾子》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