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多与《曾子立孝》等篇有关,为我们利用“二重证据法”探讨《曾子》的成书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材料。其首段云: 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故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1简)其君者;故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与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故为人父者,言人之(2简)父之不能畜子者,不与言人之子之不孝者;故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与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3简)。故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与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故为人弟者,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4简)者,不与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故曰: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使君。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慈弟(5简);与弟言,言承兄。反此乱也。(第1~6简) 此段又见于《曾子立孝》而文词略有异,除了第一句《曾子立孝》作“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爱”写作“忠”;及最后一句作“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多出“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几字外,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曾子立孝》略去了“故为人君者……”、“故为人父者……”、“故为人兄者……”等内容。竹简整理者李朝远先生说:《曾子立孝》“仅记‘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者,简文中的‘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句,文献失载,且君臣、父子、兄弟的顺序也不同于现存文献。简文更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的思想。”(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20页)廖名春认为,“简文‘为人君者’与‘为人臣者’、‘为人父者’与‘为人子者’、‘为人兄者’与‘为人弟者’是相对待的关系:讲‘为人君者’没有离开‘为人臣者’,讲‘为人臣者’也没有离开‘为人君者’;……它讲‘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既要求‘为人君者’,又要求‘为人臣者’;……说明这里的‘爱’就不是下对上(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子与父、弟与兄、臣与君)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爱’;这里的‘礼’也不是下对上(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子与父、弟与兄、臣与君)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礼’。”(《楚竹书〈内礼〉与〈曾子立孝〉首章的对比研究》)《曾子立孝》略去有关君、父、兄的内容,实际是将竹简中君臣、父子、兄弟间双向的、相互对待的“爱”和义务关系,转变为臣、子、弟下对上片面的职责,“颇有‘为尊者讳’的意涵。”不过,由于《曾子立孝》保留了“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兄言,言顺弟;……与君言,言使臣……”一段文字,仍依稀可以看到前面曾有讨论君、父、兄职责和义务的内容。所以《曾子立孝》“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应是在后来流传中被删除了,而被删除的原因可能与后来儒家君臣父子关系被绝对化,竹简要求君臣父子互“爱”、互“礼”的观点显得大逆不道、难以被接受有关。《内礼》下文又说: 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6简)之,如从己起。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不力,行不颂(容),不卒立,不庶语。(第6、8简)(这里的简序根据魏宜辉、董珊的意见作了重新调整,魏、董二文见“简帛研究网”) 这段文字则多与《曾子事父母》有关。其中,竹简“君子事父母”一段也见于《曾子事父母》,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少“无私忧”三字,以前清代学者曾怀疑这三字为阙文,惜无直接的证据,现在有了竹简,这一问题便清楚了。竹简主张对父母“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曾子事父母》则说:“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二者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从《内礼》与《曾子》的相关文字看,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更像是对某种相同观念和思想的记录和叙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早期儒家学者没有著书立说的习惯,其言论往往由弟子记录、流传下来,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固定的传本,《内礼》与《曾子》是当时流传的不同传本。或者当时虽已有固定传本,但学者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摘录,《内礼》即是其摘录本,其中也包括了《曾子》的言论。但不论是那种情况,《内礼》与《曾子》存在一定的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据整理者的介绍,该篇“第一简背有篇题‘内豊(礼)’。‘内礼’一词,文献中未见。《礼记》中有《内则》,篇题郑玄注云:‘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内礼》或与《内则》有关”(《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四)》,第219页)。不过,从《内则》的内容来看,《内则》的“内”应是“门内之治”的“内”,指家族之内,“内则”即“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而“内礼”的“内”则似是指内心而言。《曾子事父母》说:“兄之行若中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养之内,不养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王聘珍注:“‘养’读若‘中心养养’,忧念也。内谓心,外谓貌。……内外养之,谓忧诚于中,形于外,冀感悟之也。”故“养之内”,是指从内心忧念之,而“养之外”,则是从容貌礼节上忧念之。《曾子事父母》主张“君子内外养之也”,实际也是“内礼”一词所要表达的含义。故“内礼”是说孝既要有内心的忠爱之情,还要有外在的礼节形式,它实际是对该篇首句“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的概括和总结。 随着《内礼》的发现,前人关于《曾子》的种种怀疑已不能成立,《曾子》至少在战国时已经成书。至于其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子思、孟子、荀子等都曾引用其言论,其中有些是明引,有些是暗引,这说明《曾子》当成书于《子思子》、《孟子》之前。此外,《曾子》为记言体,体例类似《论语》,文字质朴简短,一些概念如“忠”是指人内心的真诚状态(《曾子立事》:“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曾子本孝》:“忠者,其孝之本与。”),而不仅仅指忠君,这些都是其成书较早的证据。钟肇鹏先生说:“曾子卒后,他的第二、三代弟子结集《曾子》书,亦如孔子卒后,其二、三传弟子结集《论语》。《曾子》的结集,盖略晚于《论语》,其时代当在战国早期。”王铁先生具体推定为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由于《曾子》中载有乐正子春与弟子的问答,故《曾子》的结集可能完成于乐正子春弟子之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