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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汤一介教授和笔者曾使用过这个概念，即指当代新儒家。（5）所谓儒学三期，即先秦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的第一期，程朱陆王宋明儒为第二期，入民国后为第三期。此三期划分，首见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牟先生起草的《鹅湖书院缘起》。 虽然此概念只是在一章程式文件中提出，但联系当代新儒家其人其事的特殊背景，以及中国儒家和文化现代命运的大背景，则足以透射出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战胜利以后，取宽泛的意义说，当代新儒家一二代人物相继聚集在东南（苏南、浙、贛），徐复观先生在南京办《学原》，钱穆先生在无锡，唐君毅先生先在南京后至无锡，牟先生在南京后至杭州，熊十力先生在杭州，《中国文化宣言》英文联署的谢幼伟先生亦在杭州，还有他们的学生弟子行，如姚汉源，傅成纶在南京助牟先生编《历史与文化》，杨钧与熊、牟、谢先生同在浙江大学任教等等。他们常相往还，讨论问题，“都是江南旧相识”。儒学之三期划分是否是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些人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至今尚无直接证明文件，但据牟先生《历史与文化》和唐先生《理想与文化》合刊启事，以及合刊由江西铅山鹅湖书院发行之事实，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来讲明中国各期学术之发展，当时确然是他们共同的宗趣。鹅湖书院重建的发起人为程兆熊先生，这个缘起就是程先生请牟先生起草的，唐先生亦曾到鹅湖书院住了一个暑假。又据当年与事者回忆，重建鹅湖书院，除了程、唐、牟先生实与其事外，钱先生、李源澄先生等也赞成。（6）因此，可以推定，即使诸先生对儒家三期说未必一致，但当其时儒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大时期大关头恐已成共识。虽然梁漱溟、熊十力先生等从文化思想和哲学上开始了后来被公认为当代新儒家的历程，虽然徐先生办《学思》而学界始有“（当代）新儒家”之指称一名之起，但公开给自身亮出“儒学之第三期”的旗帜和身份的，却是这份《缘起》。这是直面大时代，挺显道德主体的身份担当，它表明，当代新儒家群体对自身的自觉，对“实现儒学第三期之发扬”的自觉。牟先生渡海奔台之初，即在人文友会讲“儒家学术的第三期”，并发表《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为如何“实现儒学第三期之发扬”的专论。我过去在《当代新儒家的历程和地位问题》中，以抗战胜利后当代新儒家进入第二个历程，牟先生“儒学之第三期”概念之明确揭出与当代新儒家群体自觉崛起，即是一重大理由。（7） 再看大背景。长话短说，那就是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物量精神积变而来，鼎革易帜，以儒家思想为骨干的中国历史文化遭遇“生死之实验”（8）的空前大患难。我们无须借助西方学者的观察，如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为儒家唱挽歌的结论，中国儒者以及尚能正眼的国人都能显而易见地看到以下政治和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在这个空前的大患难中，中国历史文化失去了主体地位，儒家思想在自己民族的土壤连一席之地都保不住更遑论主导原则；而且，中国文化的基础以传统私有制为保障的耕读社会被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化，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和清算斗争以及父子夫妻互揭、师生朋友相纠，还有祭祀礼俗传统遭长期禁毁，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焚书掘坟批孔反儒，一言之，“历史文化之断裂”（9）。而第三期儒学之一概念正是对应物量精神及转生之凝结化的数量精神，应对“历史文化之断裂”而起，牟先生就是从文化意义上来确定儒学第三期之形态和性质的。 仅仅从十九世纪象牙塔式哲学学科意义的理论眼光上去看儒学，看当代新儒学，看牟宗三，即使不是故意阉割或回避什么，也肯定是不完全不恰当的。儒学的本体不是一“说”的系统，而是一“教”的系统。《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循道之谓教。”此教既是确定人类实践终极方向的宗教之教，也是行道于人伦日用的教化人生移风易俗之教。罗素曾将哲学描绘为“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此是否暗示哲学原不应是单面向的可不论。但中国儒学确然不是单面向的，“学”与“教”即是儒学的双重性。（10）在被牟先生判定的历史大患难、大劫难中，当代新儒家是历史文化未能被剥夺或被悬隔孤离的鲜活生命，他们的现实感也是最强最有文化内涵。当代新儒家之学，牟先生之学，决不是圈在纯理论和假设的范围内的纯知性探求或沙龙哲学、课题哲学、会议哲学，不是空话题，而是知行一体、哲学与文化一体，更以孔孟的文化生命为根源。否则，就失了中国正史所设的“儒林”意义。（11）20世纪吾族吾民百年的时代问题就是一个文化问题，这原本就是当时聚集于东南的鹅湖儒家群体的共识，是他们常相往还讨论的中心。（12）儒学第三期概念之提出，直接产生于鹅湖儒者文化意识充沛激荡，对时代问题的文化反省。牟先生尝自言，自抗战军兴至蹈海入台，是他经久积蓄的文化意识和时代悲情最昂扬的时期，从事文化生命的反省，在此下五十年代乃全部发出。全部发出之主要结晶即《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部外王学著作。而儒学第三期正是牟先生兴亡继绝“正面正大之文化意识”（13）所凝结勃出之一总持性概念，牟先生将如何“实现儒学第三期之发扬”的专论《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置为《道德的理想主义》首篇，人文友会讲习亦以“儒家学术的第三期”来为对治时代磨难的开宗明义，此当乃其内在缘故也。儒学第三期一概念，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概念，或者说是个历史文化的概念，与孔孟儒学一脉相承，就社会言，用牟先生的话说，其意义，乃欲“由理性之客观化而为历史文化以成天下也”（14）；“学”的意义则为此一概念所函。 牟先生为第三期儒学规定的文化意义，从反面说，是对治时代，冲出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生死之实验”的严重关头，兴灭继绝，保住自己的历史文化；从正面说，为新时代之创建，返自文化上寻基础，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吾族吾民做人立国的根据。以往的儒学，就学言，根本在担负普遍之原则；就历史文化言，在以“斯文”为自任；就吾族吾民言，是吾人根源的文化生命。此所以儒家传统为吾自家之根据。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现时代儒学面对的已非先秦宋明儒的时代，在如何因应时代问题上，牟先生认为儒学的究竟义还须提炼与充实。因此，儒学又须以新姿态表现于历史。合而言之，乃有儒家第三期一概念之提出。明言之，要做到兴亡继绝和实现创造，“儒家必有第三期之发扬”；牟先生又说：“吾人今日遭遇此生死之实验，端视儒学之第三期发扬为如何。”此亦吾族以往两千年历史自身发展所必然逼迫而出现者也。（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