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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第三期儒学之概念与三统并建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未知 罗义俊 参加讨论

    按牟先生的规定,儒学第三期形态或姿态之内容有二个层面,一是纯学术,二即是历史文化;其担当也有学术使命和文化使命。此内容和担当即与上述文化意义相应。其领导观念就是“文化意识”之提高。(16)其领导原则就是文化意识、文化生命、文化理想。(17)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呢?就是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中,要本根源于孔孟之文化意识、文化生命、文化理想之原则,来充实中国文化之内容,开出中国文化发展之途径。所谓提炼与充实,其方法与原则,则是将西方文化之特质之足以补吾族吾学之短者,吸纳融摄于中国文化之极高明中,而儒学亦将有世界性。如此,即能如孟子开辟“仁义内在”的价值领域,翻出理性生命、精神生命,对治战国“清一色的物质生命”尽量泛滥的时代问题,“才能克服劫难,扭转堕落。”(18)由是,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并确认,牟先生提出的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就是一场“救人、救国,救文化”(19)的文化运动。
    从文化意义、文化运动上给出的定位与定性,其实正是牟先生判分中国儒学发展为三期一以贯之的标准或依据。
    在《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一文中,有一段关于儒学前二期形态的总括性文字:
    第一期之形态,孔孟荀为典型之铸造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此则为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形态则为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性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20)
    于此,牟先生有一文化史的大体巡视和重在文化意义的诠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认这二期儒学的形态内容与文化性质,并明其分期标准。
    按牟先生的诠述,孔子通体是文化生命,满腔是文化理想,通体是德慧,为后世立下了一个大型范。此后,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中,文化意识就是继承这个模型而前进。孟子首先继承这个模型。孔孟的文化意识皆沛然莫之能御。孔孟的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即是吾华族的文化生命文化理想。荀子能知而守孔子言道的立场,继承历史文化之典宪(礼义之统),亦有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孔孟荀立教本自人性人伦历史文化而为言,故必有人伦日用历史文化之义用,汉兴,太史公《史记》立孔子为“世家”,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尊孔子为“素王”,张公羊义,皆矫秦弊而示儒家为正统。其学术思想为当时之主流,故能于武帝时开“复古更化”一伟大的文化运动,而建造汉朝大帝国。中国历史由是定型,中国礼俗传统于焉形成。此所以牟先生说,第一期儒学之功效为汉帝国之建构。魏晋南北朝则是华族历史上文化生命文化理想最衰微的时期。唐代精神只是一“生命原则”,故韩愈翻不出一种文化运动。宋儒由深刻反省自觉,涌出理性,矫唐末五代之积弊,直探孔孟之心传(内圣之学),端本清源,振兴畅通华族之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卓然立人道之尊,开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运动。明儒继宋学而发展,益臻精致之境。至明亡,儒者的文化意识达于极点。(21)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牟先生之所以将先秦迄于今日之儒学分为三期,着眼点乃在“文化”;此“文化”不是指其内涵或可转出一文化意义,而在其能直接成立一文化运动。就在上引那段总括性文字下,牟先生有个括弧文字说明:“两形态皆就文化史言,不就学术内部问题言。又宋明儒及两时代之精神亦各不同,但此亦就文化史或学术史之时代使命言,故不及细论其中之差别。”事实上,若就学术内部之思想言,如第一期就可分为孔孟荀、《中庸》《易系》《乐记》《大学》以及董仲舒三阶段。而且,还可细分,如孔子的春秋期、孟荀的战国期。其实,即使按学术内部问题言,分也还是有个大体考虑,如钱先生亦只是将先秦至清分为六个时期。若见别而分则将不胜其分。远者先秦尚且儒分为八;近者更易见其别,如梁、熊、马与唐、牟、徐别就不少;我追随牟先生但具体的学术观点还有点别呢。此若以新冠其别,则可成新的N次方。学术问题也不只是见别,总还须识大,而文化问题尤须识大体。而且分期分段本身就是学术问题,也不能随意,总须有个客观的东西,或学界经久沿用的某种共识;当然也可以是主观的预设或观点,但此亦必具有某种客观性,如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学科客观性,以为标准、根据或基础。这标准、根据或基础自有个成立不成立的问题,但一旦成立,就有客观有效性,就不能拉掉。无须再铺开说,成立一大文化运动,牟先生这个儒学三期划分的标准、根据,无可置疑,绝对成立。因此,以牟先生这个文化标准与根据来划分儒学发展,三期说确实最妥贴。用牟先生的话来说,即上面说过的,儒学之第三期之发扬,乃为吾族历史自身发展遭遇严重关头所逼迫出现的。
    因此,我不能赞同这样的说法:不必执着“第三期”的提法。可以把儒学史分成四、五、乃至更多的阶段,来讨论第五、第六或第九期发展的前景。分期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而运用的权宜之计,并没有定然的客观性。这个说法,将儒学发展细分与三分背后着眼于学术内部与着眼于文化性质的不同标准根据混淆不分,糊在一起说;此亦将不能显见甚至掩盖牟先生第三期儒学一概念的大文化意义,太轻松了。儒学发展三期说,这也不是执着的问题。要说执着,也是执着历史大患难中儒学应担负的文化意义和时代使命。大义所在,不得不执。儒学分期亦必有其严肃正经的学术内涵。视之为讨论方便起见而运用的权宜之计,亦不妥。总之,我担心,这一说法可以开学术相对主义、取消主义,开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异化、沙龙化、象牙塔化之门。
    第三期儒学之概念是与他的文化意义和时代使命连在一起的。这个文化意义和时代使命拉不掉,也不能拉掉。第三期儒学不仅其学术内容有其客观有效性,今天中国哲学界或多或少流行着“牟宗三语言”(22),就是一个说明;亦将如同前二期儒学文化运动有其文化有效性或实践有效性。亦正是顺着前二期儒学文化运动的文化性质及其文化功效的意义,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23)的文化运动。牟先生说:我们可以郑成功为线索,直须上承明末诸大儒之文化意识,将我们的生命通于孔孟以来之文化生命之大流中,立定我们的脚跟,涌发我们的理想,以对治时代问题。这个文化生命理想之大流就是我们今日排除劫难救国建国的最坚强不拔的原则,再度使我们的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使宋明儒者所彰著的本源再开出来而重为一构造的综合的形态。强调:“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运动所要担负者。”(24)
    三、道统、学统、政统一并建是第三期儒学的总方向、总使命
    理想的内容是“观念”。牟先生“从根本处想,从源头处想,即是从深处悟,从大处觉”(25),发大愿,立大信,而提出儒学第三期之发扬,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文化运动。这个根本处、源头处、深处、大处,就是宋明儒所彰著的本源:孔孟之文化生命与德慧生命所印证的“怵惕恻隐之仁”。此“仁”是儒家内圣外王本末一贯的中心观念。此一观念,由己在内,落在吾人主体上说,“由吾人当下反归于己之主体以亲证此怵惕恻隐之仁,此即价值之根源,亦即理想之根源。”大愿由此发,大信由此立。牟先生直就此义而曰“道德的理想主义”。(26)
    “在中国文化危疑的时代”(27)里,由此本源得立正视人性尊严的人性论,由践仁而兴灭继绝有家国天下、历史文化的重新肯定,并彻底照察与对治时代之庸俗干枯、愚贱邪辟、丧心病狂,吾人亦赖此站定脚跟、建立自己。这是牟先生为这个时代树立的大本大源、大宗骨、大纲维,此亦不仅是儒学第三期发扬所要树立所要极成而且是所要依据的大纲维。上述第三期儒学以文化意识、文化生命、文化理想为领导原则,根源上说也就是此怵惕恻隐之仁为领导原则为中心观念;要将此本源再开辟出来、此大纲维树立起来,同时也就是以此本源为依据为大纲维。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亦正据此而成立。
    依牟先生之见,此大纲维函摄而融贯了三统并建说:
    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
    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28)
    此三统说别于公羊家的三统(存三王之统)说,我称之为新三统说。
    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或者说牟先生对20世纪文化问题的反省,以破与立的两个面向展开。综视牟先生的三部外王学著作及相关的《时代与感受》、《生命的学问》等,所谓破,即是破这个时代的症结,破这个时代之所以危疑与磨难的本质,破中国历史道路遭受最大的歪曲或委曲。兹事体大,今不论,仅论立。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即是牟先生的正面建立。三统说,其义通古及今,涵盖民族国家人生社会,是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的总体性内容,是“开出中国文化发展之途径,充实中国文化生命之内容”的基本纲领。
    三统之说,除散论外,牟先生另各有专门深辟阐发,政统说可见于《政道与治道》,学统说可参见《认识心之批判》、《现象与物自身》。故这里仅略述其大意大义。牟先生有时以学、政、道为序而说,今以行文需要亦如此序。
    与学统、政统、道统相应的内容是科学知识、民主政治、道德宗教。需要先说明的是,于学统之义,依牟先生的一贯阐述,须先别今日所要开出的学统与传统学统之不同。以往儒者之学,指六经之学、仁义礼乐之学,其统乃内圣之统绪,亦可说是“为道之学”之统绪。今日所需之学统,则为“知识之学”之统绪,科学哲学俱在内而科学可为之代表。政统即政治形态之统绪。民主政治则是由贵族政治、君主政治发展而来必有之更高级的政治形态,其中含有人权、自由、义务等主要概念。科学知识与民主政治为中国文化所缺。牟先生认为,圣贤之教,儒者之学,由周公之制作,孔孟之树立,宋明儒等之继承阐发,在中华民族的进展中已尽其责任,只是在发展中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来。(29)科学之所以未能开出,就是因为“知识之学”未能从“为道之学”中解放独立出来。牟先生指述,在内圣之学中,“智”始终停在“直觉形态”中,而未能转出“知性形态”。“知性”也就是智的“理解状态”,逻辑数学由此出,科学亦连带形成。此则正是希腊的传统、西方文化之长。此就存在言,即“道德实践的主体”未转出一“认识的主体”。民主政治之未能开出,亦同此理,未能转出一“政治的主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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