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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先生认为，在整个人生内，整个人文世界内，科学、民主政治与道德宗教这三套，无一可少。（30）而且，亦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为儒学第三期创造新局面所需要。这是因为，儒学在以往有极高之境地而无足以贯彻之者，在名数之学之不立。名数之学不立，则知识不建。“知识不建，则生命有窒死之虞，因而必蹈虚而漂荡。知识不广则无博厚之根基、构造之间架，因而亦不能支撑其高远。”而“在现实历史社会上，国家政制之建立，亦正与名数之学之地位与作用相类比。??国家政制不能建立，高明之道即不能客观实现于历史（按：即只表现为道德形式）。”（31）所以，牟先生于吸纳融摄西方文化，特重名数之学和表现于国家政制的民主政治（宪政），民主政治者国家政制之现代形态也。所以，所谓政统之继续，实即是开新外王。 所谓道统，牟先生认为，就是道德宗教这一套。在西方是基督教所代表。在中国以往历史彰显的就是这一套，即是以仁教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统、礼乐型的教化系统。以前在此系统下，道统、政统、学统是一事。道统指内圣言，政统指外王言，学统则即是此内圣外王之学。今日观之，实应只名为“道统”。其内容以内圣之学为核心，此即为道德宗教之本义。外王一面应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轨道而言之，此为道德宗教之末义。（32）政统一义须另开出，已见上述。 中国的道统连着孔子的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孔子的文化生命是凝结表现中国历史文化创造生命的客观化的生命，“通于历史文化的大流而客观化于其中，他的生命就是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历史文化的创造者的人物的生命之周流贯注。”这是一彻天彻地的文化生命，孔子“通过此‘客观化于文统的生命’而印证天道，而浑同于天，而与天地合德（生德），与日月合明。”但不同于归于神而孤独隔离的耶稣，孔子与千万人为伍，其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得表现其后的中国历史文化大流中。所以，牟先生说孔子“的宇宙悲情，他的客观的智仁勇，最为真实而彰著。”（33）亦所以，中国的道统之为吾族文化生命之大命脉，最为真实而彰著。儒家内圣外王一贯本末之学就是中国文化生命之命脉的大学问。中国的道统就是以仁教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大系统，也就是孔子的传统（34）。以仁教为中心也就是以“道德的理想主义”为大纲维。 民初以来一部分浮在上层的知识分子，抱干枯平面的科学一层论理智主义，轻薄孔孟，毁坏中国文化，牟先生指出实是他们以为整个人生只要有科学和民主政治这两套就可以了。（这只是表面，牟先生说他们当时提出科学与民主并不是内在地对于科学与民主本身有兴趣，而是借着以为否定中国文化之口号。（35）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不幸被牟先生所言中。此亦可见牟先生超越这个时代的深邃智慧。）就此，牟先生强调，科学并不能成为一个生活轨道。民主政治也只是政治生活的轨道，而不是一切生活的轨道。而道德宗教，在其客观广度方面，有成为“日常生活的轨道”之意义；在其主观深度方面，有作为“文化创造之动力”的意义。（36）人类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不能“无道”。就此即可言：在人类历史社会中，道德宗教与科学知识、民主政治虽均不可少，但层次更高，是本源意义的。即政治生活中“自由民主”的原则也要靠高于它的道德宗教的大系统来提携它、护卫它、贞住它。否则，就可能走向泛自由、泛民主或流失。 道统的意义与道德宗教的价值相应，牟先生于此给出三句话：“此为立国之本，日常生活轨道所由出，亦为文化创造之源。”（37） 20世纪否定中国文化的狂飙浊啸，从根源上说，也就是厌弃道德宗教，丢掉（中华）道统，毁掉（中华）道统。事实上，他们内心深处正是视宗教为迷信，视道德为迂腐，视道统为封建腐朽落后反动。丢掉道统，糟践道统，是自亡历史文化，故终于造成“历史文化之断裂”。这是罪孽，是吾族在这个时代的大悲剧。这就是拔人类的根，拔华族的根，拔立国的本，拔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先生给出的三句话，是对中华道统的根本肯定。此下，就历史文化之存续与儒学第三期运动所重的新时代“国家须建立”的意义而言。 这个肯定，正可对治这个时代罪孽；不肯定道统，亦不足以对治这个时代劫难的根本症结。此肯定乃牟先生由孔孟春秋大义儒者固有的夷夏之辨之文化意识而发的大愿悲愿。牟先生说，历史文化所以辨夷夏，“由历史文化之夷夏之辨最易转至民族国家之自觉建立。”（38）三统并建，正是吾“民族国家之自觉建立”的应有之义。其中学术独立、民主政治为现代化之义，道统为立国之本，亦即民族国家的文化合法性基础。这是因为根据春秋“兴灭继绝”的大义，“肯定民族国家的存在，即函不能亡人家的历史文化。”（39）亦即肯定历史文化与肯定民族国家是一事；而肯定民族历史文化，亦必肯定道统。道统者，夷夏之大防也。肯定道统即是继续道统，“即是中国文化生命之不断”（40），也就是“让孔孟之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归位”（41），亦即让中国文化复其本位，而不是让他人、让西方文化、让在中国文化里无根的东西来作主。此皆牟先生肯定道统为“立国之本”之根本意义也。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三统并建实即“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而为之分解而提出者，乃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总使命、总方向，亦是牟先生为第三期儒学建国创制目标确立的三大原则，尤以道统为根本的价值标准。 四、余论：没有理由拒绝牟宗三的智慧 最后，再补充几层意思。 第一，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牟先生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遭遇时代患难 所必须有的途径，所以他一再强调儒学“必须有第三期之发扬”（42），强调“道统必须继续”、“学统必须开出”、“政统必须认识”。（43） 第二，当提出儒学第三期发扬之时，在牟先生，只是一种期待，一种“向往”（44），认为它“尚未出现”（45）。这当然不是自谦之词。他老先生儒释道兼通，彻悟及身，境界高明，属于王弼所谓“圣人体无”一路，无所谓自谦不自谦的。所言当是当时其所见之实况与实感。因此，这个期待与向往可视为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始。至少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其标志即是前述抗战胜利后鹅湖儒者之群体之起。其前者，为之先驱、前奏；其后者，为之启动、继续。 第三，以儒学第三期或当代新儒学为一场文化运动，确为唐君毅、张君励、徐复观、牟宗三及谢幼伟诸先生之共识。他们曾公开共同表示或同意：“一真正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之形成，主要有赖于人与人之思想之自然的互相影响后，而各自发出类似的思想。”（46）这段文字见于《中国文化宣言》中，实是诸先生以此文化运动为己任的夫子自道。至于牟先生所说的三统并建之义，该《宣言》之四、五、七、八、九节中亦有相应阐述。因此，我们更加有理由将三统并建视为发动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的诸儒贤之共同努力方向。 第四，按牟先生的观点，儒学之第三期发扬，在他身后仍须继续。诚如本文开头所言，儒学新儒学（研究）之局面已今非昔比，但这亦只是从现象上看。其中亦有种种复杂之情形，亦有种种不同之趣向，亦未必皆同于牟先生与诸儒贤所说之精神，未必皆合于孔孟之文化意识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即言有所合（此亦不难），而行却实向悖者、离牟先生所定儒学第三期之文化意义相去甚远者恐亦不乏其人。或云，牟先生的时代有牟先生面对的问题，现时代不同了，问题自然就不同。言下之意，牟先生讲过的，似乎我们已不必再去重复讲了。若如此言，则孔孟之言亦不必重复，时下海峡两岸的儿童中小学生读经运动又何必开展？此且不论。就唐牟诸儒贤所启的思想文化运动亦殆矣！时间虽然已翻到21世纪，但20世纪牟先生所说的“文化生命之郁结”、“文化理想之背驰”（47）这个中国文化问题解决了吗？仅就三统而言，就一个也没有解决。三统说，连着历史文化言，就是中国文化生命之疏导畅通问题。其实21世纪的一些所谓新的严重问题，即如中国的台湾问题，还不是20世纪遗留下来的。而此，牟先生也早已讲过，在《时代与感受》一书中就有，我自己亦在香港靠背垄道牟府亲闻过他老先生对李登辉的批评。如上述今儒学新儒学研究的种种情形，亦可见即儒学亦仍存在着牟先生所说的端本清源的问题，尚须后人继续处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