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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东美看来，人文的世界是相对的，人文的价值当然也就是相对的了。但相对的价值不是最高的。道家孜孜以求的是宇宙的最高价值。方东美追求的也是这种最高的价值。 为什么说人文价值是相对的，不是最高的呢？这是因为人是有缺陷的。他说： “所以道家就说在哲学上面同其他的学问不同，其他的学问要讲知识同知识的累积。但是一切知识的累积都是从人的根本立场去获得，而人的内在精神，除非像后来的许多哲学家所讲的超人，假使那超人的理想没有建立起来，人只是在宇宙万有里面比其他的生物出类拔萃，但是不是在一切宇宙里面、所有的存在里面已经到达顶点？人固然有他优美的人性，但是人性上也有他的缺陷。如果我们对于‘人性的弱点’（Human weakness）不能够认识以及不能够提练出来，然后再求超脱解放，这个顶多只是我们人对人有相对的了解。但是人上面更高的价值理想，不能够体认。这么一来，人是有他的缺陷；假使人的缺陷不能够完全避免，根据人的要求所成立的价值理想也有他的缺陷，在一时代不显现出来，但是等到时代一变迁之后，流行在一种社会制度里面的价值标准，就表现缺陷出来！……学问上面所累积的一切知识，有时会形成偏见。我们对这一类的偏见，要看出它的缺点，然后求超脱解放，如此才达到更高的知识。这更高的知识不仅是mere knowledge, 它是exalted wisdom,它是高度的智慧。仿佛我们登山，山脚要延伸到山中央，山中央要延伸到山顶，山顶上面还有天，天还有种种不同的有形境界，与太阳系统相等地其他的星云系统，亿万种的星云系统里面，在层叠上面有无穷的高度，向上而发展。所以在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他不是把宇宙的上层世界拉下来，而是把宇宙下层境界向上面level up,一直到寥天一处。这是在精神宇宙上面登峰造极，到达那一个高度，然后才恍然大悟，明白我们从前所斤斤计量的价值只是相对的价值，而不是绝对的价值。假使要获得最高的价值，那么人类的精神，超脱解放向上面寥天一的高度发展。所以道家所讲的道的内容，不像儒家，儒家一方面也有高度，他是下学上达，上达之后，再下来践形，那么一切理想在人类的家庭、社会、国家、国际的秩序里面，或者是在人类世界里面去兑现。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兑现，假使从历史这方面看起来，历史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在一个时代认为最好的精神成就，等到世界再以它的创造过程到达很高的的第二种境界时，再回顾原来第一层世界里面所流行的价值，我们不满意，在那上面就要求再进一步向上面超升。所以，历代，尤其是汉代一来，一直到宋代，我们认为中国最高的智慧只有儒家，这是很偏狭的一个见解，道家的精神至少可以纠正儒家的弊端。” 上面的引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方东美看来，儒家的精神是人文精神，儒家的价值是人文价值。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都是相对的，因而不是绝对的和最高的。而且在他看来，相对的价值观是由知识的累积而成的，因此不能说是一种智慧，而只能说是一种知识。道家的精神和价值才应该说是最高的和绝对的，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和智慧。由上面我们也可以得知，真正构成方东美哲学思想精髓的是道家的，尤其是庄子的精神。当然我们在此并不否认，方东美也同样看重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但儒家和道家这两者相较，方东美本人还是更倾向于道家。 诚然，在方东美看来庄子的哲学思想所以博大精神高深奥妙是因为庄子综合了孔子和老子的哲学思想。所以儒家思想是庄子思想的一个资源。但方东美心目中的儒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儒家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一个问题。 二 众所周知，方东美批判后儒是为了突出原始儒家。他心目中的原始儒家是指孔子、孟子和荀子。我们在讲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时必须首先要弄清楚，方东美是如何来讲儒家精神的。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要注意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方东美明知老子要早于孔子一、二十年，“老子之学是‘显学’，是较孔子时间更早，资格更老的‘显学’”。 然而在他的学术史著作中，他却偏要把儒家摆在道家之前。他这样处理有什么样的用意？ 第二个问题是，方东美在研究原始道家时，以《老子》解老子，以《庄子》解庄子。但他偏不以《论语》来解孔子，不以《孟子》来解孟子。相反他却以《尚书》、《周易》这两部著作来笼统地概述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哲学思想。这样做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呢？ 要回答上述的问题，我们尤其要注意方东美晚年的巨著《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一书。此书重点在系统考察中国哲学的起源、流派思想及其发展脉络。撰写这样一部思想史著作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解决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问题。方东美在比较哲学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西方的希腊、东方的印度都可以由本原一步一步地由起源讲到发展的高潮，所以哲学思想的起源，在希腊和印度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希腊和印度各自都保留了一套完整的神话系统，由神话系统再演变为以理性为主导的哲学思想。反观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问题“却是非常困难”，困难不在于中国没有神话，而在于系统的神话都是在战国以后才形成的，所以我们不能以后出的神话系统来说明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所以问题仍然是“文献不足”。这样，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在方东美的《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一书之前，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对这两部著作，方氏都有极其严厉的批判。他批评胡适是“浅薄的学者”，说他有许多书不敢看，没有能力看，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史产生许多误解。如他批评胡适不是把《尚书》看成历史，而视为神话。胡适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即是科学就要凭借确凿的证据讲历史，证据不充分不可称之为科学。这种历史观促使胡适“当时总把各种历史斩头去尾，缩短历史的时间”， 于是胡适的哲学史便完全是“切头式、斩头式的中国哲学”。 在方东美看来，冯友兰的哲学史著作也有着同样的问题。他指出，冯友兰所谈的经学是汉代的经学，冯氏不讲《周易》，不讲《尚书》，也不讲《春秋》，而只是以《论语》来讲儒家思想。所以方东美也称冯友兰为“切头式、斩头式的哲学家”，当然冯氏的哲学史也是“切头式、斩头式的”。 方东美认为，胡适、冯友兰的哲学史观是受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实证主义的浅薄的历史观的影响。但二十世纪以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却出现了不同的方向。如以前只知道古希腊，再向前追溯到纪元前七、八世纪就是神话时代，不真实了。但是近代以来的考古学的学者在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上的新发现可将希腊的历史推前到五万年之前。同样，在埃及的考古新发现也证明埃及历史上的新旧王朝可上推到纪元前二、三万年。“新证据不断出现，只有把历史加长，而不是缩短”。 这种新的历史观促使方东美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上古史。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甲骨文出土以前，殷代历史可以说是神话，但是甲骨文出土后，至少殷人的生活、政治制度、文字显然不是神话而是证据确凿的事实。加上黄河流域上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发掘，北京人的发现，都足以证明他们早已生活几十万年了。” 他又说：“从甲骨文的发现看，整个的商代已经清清楚楚，商代所代替夏代的一部分，从甲骨文看也清清楚楚，并不是像前些年疑古学派所说禹汤三代是神话，至少从甲骨文的记载看，从殷代的后代追溯到成汤是不成问题的，而成汤又是出自夏禹之邦，因此夏代也应该是真实的历史。” 在考古学的新发现的基础上，方东美认为不应把夏、商看成是神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