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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把《尚书》看作儒家的典籍是没有根据的。孔子生当纪元前551年至纪元前479年间。而《尚书》则是周武王寻访殷之遗老箕子的记录，时间约在纪元前1122年左右。这两者相差约500年。方东美坚信《尚书》“这部中国最古的历史乃是他（孔子）删定的”，所以他用此书来讲孔孟原始儒家的哲学思想。现在看来，这样讲是有问题的。孔子是否删定《尚书》至今仍然是学术界未有定论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便孔子真的删定了《尚书》，我们也不能据此草率地来研究孔子的思想。因为毕竟《尚书》是武王访问箕子的实录，而并不是孔子本人思想的记录。更何况，从历史上看，《尚书》也并非儒家专擅的典籍。司马迁固然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但更早的《墨子》一书也是经常引用《尚书》一书。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尚书》是春秋时代儒墨两家共同尊奉的典籍。因此以《尚书》来解释儒家并不能反映儒家思想的真正面目。 三 方东美之所以要以《周易》来叙述儒家的哲学思想是既为了给儒家思想寻找一个比较纯粹的价值论的哲学，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哲学史理论找到一个契合点。 根据他的看法，从武王到周公到成王，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上一个大的革命，是古代神秘宗教逐渐变化，逐渐转移到现实世界上来说明一般人的共同生活，而这个共同生活挪到一个普遍范畴当中，也就是清明的道德理性。因此成周时代在整个文化上形成了一个道德上的革命。这个道德革命一方面保留了原始宗教价值，而把它转化成道德价值，把神圣世界和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成就一个人类的生命的道德秩序。如此成周时代在中国文化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态势，所谓伦理、道德文化的形成。 他认为，《周易》本来不属于《尚书·洪范篇》的系统，但是传古代《周易》的周公是一个枢纽，孔子接受了周公的传统，就连带追问，像周代这种高度的道德文化，是什么样的精神形成的？ 在他看来，《周易》十翼的精神就是这种高度的道德文化的基础。如他说：“象传中尽是道德规范或道德范畴的理由”， “道德和艺术可以扩大成为价值精神，这可以成为价值学的解释。这个价值学的解释在十翼中就是文言传”，“彖传的解释不只是道德的、美学的解释，而是统一的哲学解释。换言之，从伦理、艺术转变到宇宙论上，这还不够，因为宇宙论只说明宇宙的发生，而发生了之后宇宙的万类，万有——从天之气象，山河大地到物质事物，构成了一个外在为统一的宇宙，其中分配了矿物、植物、动物、人类。就这些说，中国表现一种特殊的观点和西洋哲学的立场不同，像希腊哲学的发展，头一步是形成一个自然界的系统，一种自然哲学；由此一变而为天文学或自然科学，再扩大到人文科学。其根本出发点集中在物质宇宙的探讨上。就中国的哲学来说，也是形成一个统一的宇宙，但是统一宇宙当中的基本现象并不是纯粹自然事物而已，更是一个生命现象。因此中国的哲学从春秋时代便集中在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上，是一套生命哲学，这生命不仅是动植物和人类所有，甚至于在中国人的幻想中不承认有死的物质的机械秩序。……中国向来是从人的生命来体验物的生命，再体验整个宇宙的生命。则中国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而生命活动依据道德的理想，艺术的理想，价值的理想，持以完成在生命的创造活动中，因此周易的系辞大传中，不仅形成一个本体论系统，而更形成以价值为中心的本体论系统。第一步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第二步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则周易从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的形成，成了一套价值中心的哲学。” 可见，方东美是把《周易》的十传看成是中国以人的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哲学或价值哲学的源头。 以《周易》来讲原始儒家思想也同样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关于《周易》作者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汉书·艺文志》提出的“人更三圣”说，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而孔子则作传以解经。方东美本人相信这一说法，确信“十翼”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认为易传是“孔子以前没有的，而是孔子到商瞿以后才有的，是春秋时代的产物”， “孔子商瞿作了十翼”。 他又说：“要断定易经成于孔子一人之手，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因为易经是集体著作啊。换言之，十翼之形成是从孔子发动，再由门弟子的历代易学专家完成的，因此这部书从春秋时代起，经历了战国，而不是成于一人，成于一代”。 方东美关于孔子与易传关系的说法是以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记载的易学传授系统为基础的。他相信这一传授系统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司马迁家学渊源，他父亲司马谈既是掌管周王朝的历代文献，对于古代的学说派别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而司马迁本人幼承家学而且天才卓绝，尤其是青出于蓝。在历史学方面，无论就‘才’、就‘学’和就‘识’、就‘德’，无一不充分具备。所以他下的历史判断很少有纰缪的地方”。 第二，传授十翼的第一代是孔子，到司马谈学易于杨何是第九代，再到司马迁承其家学是第十代。十代传易未曾中断。然而其它经的传授系统却没有这样的情形。《诗经》没有这样的传授系统，《书经》只有伏生，其它概无。《春秋》更是从孔子到左丘明以后就没有了，到了汉代只有刘氏父子、公羊谷梁，但是其传授线索不明。所以“只有易学的传授情形是清楚的”。 但通过欧阳修，经崔述一直到现代学者的研究，孔子作《易传》的说法已被完全推翻。这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如关于《彖》文的形成年代，朱伯昆断定为是在《孟子》以后，当在孟子和荀子之间。关于《象》文的形成的年代，高亨指出，《大象》只解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义，而不及卦辞，因为《彖》已解卦辞，所以《象》出于《彖》之后，可以看作是战国后期的作品。《文言》则出于《彖》、《象》之后，其下限当在《吕氏春秋》以前。《系辞》与《彖》《象》《文言》同，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是陆续编撰而成的。李镜池认为，此传成于西汉昭宣之间。高亨认为成于孔门弟子公孙尼子以前。朱伯昆先生则不同意上述的看法，指出，无论就《系辞》对筮法体例的解释，还是就范畴、概念、命题发展的看，它的上限当在《彖》文和《庄子·大宗师》之后，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断于战国末期。至于《说卦》《序卦》《杂卦》的形成年代则更晚。 所以《周易》经传并不能代表儒家孔子的思想。细读《孟子》一书，我们也同样找不到孟子与十翼关系的蛛丝马迹，可见《周易》的传也不能作为原始儒家孟子的思想。。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我们又怎么能说，《周易》代表原始儒家的思想呢？据此，我们的结论是，方东美以《周易》来阐述原始儒家孔子、孟子哲学思想的思路是毫无根据的。 方东美是坚决反对事事拿证据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他认为这种方法是受了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产生的“疑古派”，在他看来，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结果。其实，“疑古派”的许多结论性的东西看来是错误的，有疑古太甚的毛病。但历史研究中注重方法论，要根据证据讲话，无证不信，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信条。如果没有了这样的信条，可以不顾证据，完全根据自己主观的思想逻辑来剪裁历史事实，思想史的研究就永远不可能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方东美反对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应该说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完全否定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似乎也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可以不做任何史料的考证，轻信古人的说法，凡是古人的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其实，方东美想以《周易》十传来解说原始儒家的哲学思想，本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要有充分可靠的史料来说明自欧阳修以来的学者对十翼的看法是错误的。然方东美对于这样的材料考证的工作根本就不感兴趣。他是个思想家，他感兴趣的只是自己对哲学史的先验的理念或逻辑。但问题却在于他还偏偏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感觉十分的兴趣，想通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表述自己的哲学见解或看法。在做这样的研究的时候，他往往误解了原始儒家的哲学思想，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思想取代了历史中的儒家思想。我们现在如果把方东美看作是现代新儒家，那么我们也难逃对一种误解的误解的厄运。 而且十翼所表述的也并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方东美认为《彖》表达了儒家的统一的哲学解释。但是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一书中指出：“彖传多有韵语，象传中之爻象传皆是韵语。我对此曾加以研究，知其韵字多超越先秦时期北方诗歌如〈易经〉卦爻辞及〈诗经〉等之樊篱，而与南方诗歌如〈楚辞〉中之屈宋赋及老庄书中之韵语之界畔相合。” 朱伯昆不尽同意高亨的看法，指出“《彖》中使用的术语，如‘刚柔’，‘盈虚’等，同老庄著作，确有一致之处。但就〈彖〉的思想内容说，除受道家影响外，同孟子的学说有密切关系。” 又钱穆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著文《论十翼非孔子所作》以详尽的资料、透彻的说理证明了《易经》与孔子无关，并进而得出结论说：“《易传·系辞》里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 陈鼓应先生则在以前学者考证的基础之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易传》的天道观、自然观（宇宙论）以及辨证思维方法等方面列举了大量的材料证明《易传》中的哲学理论架构是得于道家的，而《易传》中的伦理政治部分，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所以，他的结论是“《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的著作”25。上述诸家对于《易传》思想性质的看法当然不能说是定论。但它们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易传》完全是看成是原始儒家的典籍是缺乏史料上的根据。 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服学术界相信《尚书》和《易传》是原始儒家的典籍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用这两部著作来解说原始儒家的哲学思想。 来源:http://www.confuchina.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