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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历史观对方东美的启示在于使他认识到，讲中国哲学史再也不能按照胡适、冯友兰的方法，只从纪元前五、六世纪讲起，而应该往前推。那么应该推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把中国哲学史的起源往前推的在史料上又有什么根据呢？ 方东美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直接的根据，但却有间接的证据。这样的证据便是《尚书》、《周易》这两部著作。 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有孔子然后有六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孔子以前就有六经，经非始于孔子。方东美的看法接近于今文经学家的看法，即孔子删定“六经”，所以六经自然就是儒家的著作。对此，他是坚信不疑的。他知道，孔子与老子相比，老子要年长一、二十岁，并先于孔子形成自己的思想系统。但他仍然坚持要先讲儒家，因为老子虽比孔子年长，但《尚书》和《周易》的经的部分却显然要比《老子》一书早出好几百年。更何况《老子》一书也并未向我们提供有关中国哲学起源的蛛丝马迹。所以要讲中国哲学的起源，在方东美看来，只能利用《尚书》和《周易》。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方东美哲学史观的特点在于坚持逻辑先于历史。但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常识告诉我们，有孔子而后才有儒家，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所以孔子以前的典籍如《尚书》和《周易》当然也就不能算在原始儒家的帐上。 《论语》一书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典籍。这一看法源远流长，在学术界已成定论。方东美很尊重司马迁，认为司马迁的“汉承秦弊”打了个历史的通关，有着伟大的历史眼光。我们看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讲孔子思想利用的就是《论语》一书内的材料。对此，方氏是清楚的。所以《论语》一书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孔子的思想和精神。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在这一问题上方东美却离开了自己的信古或复古的立场，坚决反对以《论语》讲孔子。他的理由在于，《论语》这部书，就学问分类而言，它既不是谈宇宙发生论或宇宙论的问题，又不谈本体论的纯理论问题，也不谈超本体论的最后根本问题；在价值方面也不谈包括道德价值、艺术价值、宗教价值等各种问题在内的普遍价值论。所以《论语》就不能归类到哲学研究的部门之内。那么它究竟算是什么样的学问呢？它是根据实际的人生体验，用简短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从而运用在实际的社会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上，指导实际的人生。这样的学问，方东美称之为，“格言学”。显然它和方东美心目中的哲学相去甚远。在他看来，哲学的途径就是形上学的途径，因此哲学就应该讲本体论、讲宇宙论、讲普遍的价值论。《论语》一书没有方东美所需要的哲学的内容，所以他也就很轻蔑地将之撇在一旁。我们在此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历程中，方东美信奉的是“六经注我”的态度，是研究的逻辑高于或优于实际的历史。他坚持的是历史从属于思想。他是根据自己的哲学思想研究的需要来阐释原始儒家的精神或思想。 如果联系他批评后儒的思想线索来看，那么他轻《论语》一书就有着相当严重的后果，即在事实上他已完全否定了整个儒家思想的传统。他看重原始儒家，但却置换了原始儒家思想。因为整个儒家思想传统，至少在方东美的心目中，是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者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传统的。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方东美是一个思想家，而绝不是一个严谨的思想史家。没有充分的材料根据，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取舍，是学术研究的一大忌。在对待《论语》一书的态度上，方东美就犯了这样的大忌。 方东美原始儒家的精神不同于实际历史，那么他所理解的原始儒家具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呢？他选取《尚书》是要“以尚书洪范篇来说明中国哲学思想这方面的起源”， 而选取《周易》一书则主要是说明中国最早的形上学、宇宙论和价值哲学的诞生。 方东美认为，《尚书·洪范篇》中最为主要的是五行和皇极这两个观念。 五行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后来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部分可以由流行于夏殷时代的五行之说找出一种线索”。 这一发展线索就是由殷周时代的“生活上的物质资料……金木水火土”到春秋时代则演化为自然哲学和宇宙论。这时所谓五行，不仅是维持人类生活的工具，而且代表了宇宙里面的物质、神秘的力量，维持宇宙万有的存在，是一切生存的根本原理，因此，五行之说到了春秋时代就变成了哲学上很重要的概念，就仿佛希腊神话时代之后以自然哲学，拿地水气火来说明物质宇宙构造一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宇宙论，即五行之说，在春秋时代的发展。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实。 五行学说在春秋时代的另一变化趋势是“自然思想又变作神话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又一变而为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历史哲学。而这一发展、变化的源泉即在《尚书》中的五行思想。所以《尚书》的五行说实为后来宇宙论、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的萌芽。 在方东美看来，较之五行，“皇极”这一概念更为重要。“极”的本义是中国建筑中最高的屋梁。由此而进一步引申为至高无上支持一切的力量。再进而抽象为宇宙价值上的最高标准，从而成就神圣的人格。方东美认为，“尚书洪范的‘皇极’代表了宇宙的最高真相和价值”，“‘皇极’已非一抽象的本体论、价值论之标准，同时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也成为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 方东美认为，这就是从上古社会的宗教衰退中而产生的德治主义，以道德理想取代了神权政治。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把宗教上的秘密不从宗教本身来看，而借用理性之光把它展开来成为一个道德世界，其中显现一种道德秩序”。 于是，这就完成了“从神秘宗教到理性哲学，从神秘的宗教精神到理性的哲学的思想”的转变。 方东美很重视“皇极”这一概念，对之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它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宗教含义。第二层是要把宗教上的“皇极”符号转变到哲学世界里，使它代表真相的标准与价值的标准。这就把宗教的秘密转化成本体论体系。第三层“就是要把本体论上的真相的标准、价值的标准，再一转变成为一个世界——这世界第一层是纯粹行动世界，第二层是充满生命的世界，第三层是提升的生命、道德的生命，或美善生命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哲学上，把原始的神秘的世界变成道德文化世界。到了道家，更要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而把儒家的道德世界再转化为美感世界，以说明这世界不但充满了人类生命的纯粹行动，而更应是善的行动、美的行动。这样一来，不仅形成普通的哲学，还形成了特殊的道德哲学或美感哲学，来说明宇宙与人生之秘密”。 第四层在我们把宗哲学、伦理等各方面集中于一符号，这符号就产生一种作用，即在“皇极”的正面展开来成为“中国的早熟文化”，这就是成周时代的道德理想、艺术观念与哲学推论。 这就是方东美所谓的原始儒家哲学思想，显然大大不同于历史中的儒家本来的思想面貌了。无怪乎，方东美此论一出，台湾的整个学术界为之哗然。平心而论，方东美的原始儒家是方东美在自己的心中构建起来的原始儒家，是对原始儒家的方氏阐释，而不是在历史中注重人文精神、人文价值、企图把外在的强制性的礼仪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的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的思想。两者相去甚远。如果我们硬把方东美视为新儒家，那实在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极大误会。因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方东美所说的那种儒家思想传统。 方东美以《尚书》来解释原始儒家的思想。但我们已经指出过，方氏并不是严谨的学术史家。他常常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取舍。如他以《尚书》解儒家，但他同时又指出，通过揭示“皇极”观念的内涵而形成了“春秋以后的系统哲学，在春秋战国期间，构成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的思想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尚书》解原始儒家思想并不是方东美的本意。其真正的本意是为了要说明中国哲学的起源。既以《尚书》来说明中国哲学的起源，那么这样的起源就不应该仅仅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因为方本人明明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儒、墨、道同为当时的显学。所以这样的起源应该同时是上述各家思想的起源。事实上，方东美本人也是这样看的。于是，我们轻易就能看到，方东美在处理哲学思想史时所遭遇到的困境。有时他以《尚书》来说明原始儒家思想，有时又出于需要把《尚书》看成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和原始墨家共同的典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