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荀子》也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四海一家”和“一统”的思想。《王制》说：“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集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非十二子》说：“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儒效》说：“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因此，大儒“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王霸》歌颂汤、武之时“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局面。批评春秋时五霸“非以本正教”、“非以一天下”的分裂局面。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知一政于管仲”的结果。该篇认为人主之职，能“一天下”，就可以“名配尧、禹”。因为“一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就顺应了民心。《君道》也歌颂“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的升平之世，而且歌颂“四海之内不待令而一”是“至平之世”。在《强国》中，荀子对齐相田文说：“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成相》认为“天下为一海内宾”。这些都是“四海一家”和“大一统”的主张。
    刘师培在《群经大义相通论·公羊荀子相通考》中肯定《荀子》一书多公羊之大义。从上述引证的荀子原文来看，“一天下”确实与《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相合。《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桓公元年说：“王者以天下为家。”《公羊传》隐公元年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正式提出了“大一统”，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西汉董仲舒对此作了发挥和说明：“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王正月”解释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坐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汉书·王吉传》也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而东汉何休对此进行了解释：“《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卿位；以诸侯之卿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经过董仲舒和何休之解释，“大一统”成为中国历代皇帝和儒家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所孜孜追求的目标。
    对于如何实现“大一统”，儒家学者主张要处理好两个大的关系：三纲六纪和华夷之辨。
    三纲六纪是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纲源于孔子和孟子，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奠定了三纲说的基础。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德，也是由孔子和孟子首先提倡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最先明确提出了“三纲”的概念，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因此，“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董仲舒把五常之道作为调整这三纲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董仲舒三纲五常说的基础上，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三纲六纪》，确立了三纲六纪的九大关系：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强理上下，整齐 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纪纲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对三纲六纪评价极高，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陈寅恪先生的大弟子季羡林先生在一开始读到陈先生的这段话时，非常不理解，中国文化的定义怎么就是一句话呢？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季先生终于对此话有了一种深刻的理解，认为三纲六纪里面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这一纲，人君的贤否，无关重要，人君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季羡林文集》第1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485页）。三纲六纪“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与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最需要的”（同上，第509页）。所以他说：“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三纲六纪如果从抽象意义上来理解，确实能得到季先生所得出的结论。
    为了实现大一统，儒家强调华夷之辨的重要。夷本来是古代华夏对异族的贬称，最初用于东方民族，称为“东夷”。春秋以后，中原以外的各族，如被贬称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四方之族，被统称为“四夷”。但是后来的华、夷主要是在文明与否的意义上使用的，《春秋公羊传》就是把有无礼仪作为华、夷之界的，凡夷狄之邦，只要能遵行礼仪，就应该与华夏民族同等看待。相反，华夏民族中谁背弃了礼仪，谁就变做“新夷狄”（《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凡遵行礼仪的文明之族，均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员。这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
    

    华夏文明，在世界上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人民，它是一种向心力、回归的力，它是统一中国的凝聚力，因为它不具有狭隘的民族意识，更不是并吞一切的大民族主义。它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它是一种标准、一种水平，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后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进为中国。
    这华夏与夷狄都不是指定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而是一种范畴，用以衡量各族之文化水平，作为大一统的标准与条件。这样的“大一统”，才是真正的一统。我国历史之所以长期处于统一中，这种凝聚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管子学刊》1998年增刊《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刊·序言》）
    今天，儒家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应该得到弘扬。三纲六纪和华夷之辨的抽象意义，无疑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认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理应团结统一在中华民族这面大旗之下。两岸统一的时日，为期不远了。我们期待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