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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稿） 一、河东——中华文明的“直根”所系 黄河从老牛湾折头而南，又于风陵渡掉头东去，将一方沃土挽在臂弯中，这一方沃土名字就叫“河东” 。狭义“河东”，指今山西省运城、临汾两市（即晋南）一带；广义“河东”，指今山西省南、中部（即晋南、晋中）一带或整个山西境内。 河东，正好处在太行山以西，黄河大峡谷以东，依山傍水，气温适中（位于北纬35-40度），又有著名盐池——解池提供的生命之盐，是中国先民们理想的栖身立命之地。河东垣曲县寨里中华曙猿化石的发现，推翻了世界上许多古生物学家坚持“高等灵长类起源于北非地区” 的论断，将人猿进化向前推进了500万年。河东芮城县境内西侯渡遗址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前到180万年。河东新石器遗址已发现400多处…… 传说中的中国最早造人女神、华夏之母——女娲出生在河东（今运城万荣），黄帝在其出生地首开祭祖之坛。约公元前2600多年前，黄帝在古河东地区大战蚩尤，平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控制了盐池资源，使华夏先民们有序共享。史传尧、舜、禹都建都于河东，即“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 许多考古学家断言：河东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所说：“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这位考古学家还进一步指出，晋南这块地方至今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二、河东圣贤大儒及其对儒学发展的特色贡献 在河东这块神奇的厚土上，做为中华文化核心、骨干与主脉的儒学发展史中，大儒层出，不绝如缕，脉络清晰，一一可案。现择其中十人进行简说与分析： （一）河东二圣人 傅说——著名贤相、儒家文化启蒙期一位重要的先驱 山西平陆人，起于“版筑之间”，从奴隶到宰相，辅佐商朝第２２代帝王武丁执政近６０年，实现殷商中兴，比孔子早800年，活着便被尊为圣人。平陆县至今仍保留和延续着数千年来民间在每年傅说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的隆重祭祀活动。 其主要贡献在政治儒学上，主要思想体现在《说命三篇》中，“君明、臣忠、民良、国殷”的王道政治理想由此而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格言对儒家知行观的发展与完善影响深远。 关羽——武圣人、儒家文化的忠实践履者 东汉末河东郡解县常平（今运城盐湖区常平乡常平村）人。历代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而王、而帝，甚至与孔子并驾齐驱，称为文武二圣，列入国家祀典，民间对关公的崇奉更是到了极至，曾经村村建有关庙，河东地区建有全国最大的武庙——解州关帝庙。 关羽虽然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一生看得最多的书是《春秋经》，立身处世忠实实践了儒家文化精义，把“忠”、“义”二字大书特书在中国文化的典籍上，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精神中，不仅代代加封，万民景仰，而且三教共尊，对中国政治儒学、宗教儒学发展影响巨大。 （二）河东八大儒 卜子夏——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河汾学派的奠基人 （前507～？）名商，字子夏，春秋末年晋国文人，孔子72个著名弟子之一。孔子死后，子夏在孔墓守孝三年之后来到魏国西河（现山西运城河津）一带讲学，并在此成家生活，死后葬于河津市东新村村南。以“文学”著称，曾为莒父宰。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河东公”。 主要贡献：一、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帮助魏文侯率先称雄、并被尊为国师，发展了政治儒学；二、设教讲学传播儒家思想，相传《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传授下来；三、传教授徒，从教者300余人，连魏文侯和当时的社会名流吴起、李悝、公羊高、谷梁赤、段干木等都拜他为师，为河汾学派的形成做了重要奠基。 荀况——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先秦最后一位大儒 （约前336—前238）姓孙，赵国（今晋南一带）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先后在燕、齐、赵、秦、楚等国从政或讲学，曾为稷下学宫的领袖，担任过兰陵令。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其中，《劝学》、《修身》、《不苟》、《天论》、《正名》、《性恶》等22篇，都为荀子亲著。 荀子对儒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博取先秦诸子思想之长，创造性地充实改造发展了儒学。一、提出“隆礼重法”思想，发展了政治儒学。二、复办稷下学宫，育人传教，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三、荀子作为先秦最有成就的逻辑学家之一，在逻辑研究上的贡献主要在概念论上，提出“制名以指实”。四、对哲学儒学的创造性贡献：1.提出“性恶论”和“化性起伪”说；2.提出 “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异于禽兽者”的“明分使群”说；3.自然观上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辨证观点；4.提出了“形具而神生”说，在认识论上形成朴素的辨证方法；5.历史观上主张古今贯道和以继承为主的因革损益。 王通——“五子”之一、提出“三教可一”的理学先驱 （581-617）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万荣）人，谥“文中子”，出生于仕宦兼儒学之家，博学多识，胸有大志，“年十五为人师”，所著《太平十二策》被世人称颂，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中说》一书中。在三字经中，与先秦大家荀、老、庄及西汉大儒扬雄并称为“五子”。 主要贡献：一、因应时代变化，弘扬儒家的王道理想，开创了“河汾之学”，发展了政治儒学；二、第一个站在儒家立场上明确提出“三教可一”，主张以儒学为主体，兼融佛、道二教，取其长以改造发展儒学；三、批判、清除了两汉以来以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为中心的天命史观，构建了一个与理学十分接近的新的思想体系，为影响中国近千年的理学思潮形成做了直接的思想准备；四、缔造了河汾学派，鼎盛时从教者多达千余人，其门人迭处卿相要位，如房玄龄、魏征、李靖、杜如晦等，大唐王朝“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 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大唐文儒、 （773--819）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贞元进士，“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后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了“辅时及物”、“兴功济世”的理想，并满怀热情地去见诸实践。但时代没有提供给他更多的机会，使其才华不得施，贬斥终生。柳宗元未能在政治上挽救唐朝的颓败，却在文学、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主要贡献:一、强调为学不重章句，经世致用。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参加永贞革新，倡导古文运动，永州、柳州勤政留绩。二、主张兼综百家，统合儒释。提倡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对待异质文化不像韩愈那样简单排斥佛，主张取其“韫玉”以佐“吾道”，表现出不主宗一家、融会贯通、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开创了儒家文化开放、兼容的优秀学术品格。三、倡导文以载道和“古文风”，开一代新文风。 孙复——“宋初三先生”之一、理学酝酿期的重要人物 （992-1057）字明复，北宋晋州平阳（今临汾）人，曾举进士不弟，退居泰山讲学著书立说，世称泰山先生。与胡瑗（安定先生）、石介（租徕先生）并称三先生，作理学先驱，对宋代理学的开创和形成功不可没。 司马光——“道学六先生”之一、著名史学家、政治家 （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因其祖籍涑水之乡，又称“涑水先生”。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被朱熹称做“道学六先生”。 主要贡献：一、人性论上坚持中道，“尊杨而抑孟荀”，发挥杨雄“性善恶混”思想，提出了人性“善恶兼有”说；二、儒家道统论方面主张开放包容，推崇荀、杨，与宋儒贬杨、荀形成鲜明对比；三、留下千余年来作为中国政治标准参考书的《资治通鉴》，及其作为一代名臣的政治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政治儒学。四、对理学有开创发展之功。 薛瑄——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明代河东学派领袖 （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山西河津县平原村（今万荣县）人，出生于职业教育家庭。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学家教，七岁《小学》、《四书》即能成诵，十三四岁《五经》、《四书》能通大义。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二十四卷）》、《读书录（十一卷）》、《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 主要贡献：一、改造发展理学，推动实学兴起。适应时代要求，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并在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思想基础上，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有“学贵践履”的“实践之儒”之称。二、创建明代河东学派。初始，其弟子及从游答问者七十余人；后期，他的门生遍及四方，使得河东之学成为影响巨大的显学，获得广泛的崇奉和信仰，成为明代理学思潮中与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相并的两大主要流派之一。三、促进关学中兴。关学的一大批学者都从学于薛瑄，尤其是关学集大成者的吕楠，既是薛氏后学、河东学派的重要学者，又是关学中兴的著名人物，他成为河东之学和关中之学的中介。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薛瑄造就了明代关学的中兴。四、政治上忠实践履儒学。他从四十岁步入仕途，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通议大夫、翰林院学士。他从政讲求重民、爱民，“以爱人为本”，并坦然清廉，刚正不阿，光明俊伟，成为受时人称道的直臣。他政治上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检察官”、“法官”工作，其杰出的儒者执法实践，对当今德治与法治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傅山——清末明初社会活动家、思想家 （1607—1684）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北郊）西村人，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等。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后就读于三立书院，为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袁继咸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傅山作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 主要贡献：一、坚持大义气节，实践儒家理想人格。清军入关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出家为道，身着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与顾炎武结为同志，组织反清机构。拒授康熙帝的“内阁中书” 之封，表现出仁人志士“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二、独辟新径，研究子学。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开辟研究子学的途径，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三、博学多才、“六艺”皆精。诗、文、书、画、医学等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 三、河东（或河汾）学派的特点 汾河从河东大地自北而南穿过，故河学派东又称河汾学派。以上述先贤大儒为代表的河东精英在学术上形成的特点可归纳总结为１６个字，即：儒学为本，兼收并蓄，经世治用，与时携行。 儒学为本 何为儒学？儒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儒学指孔学，即孔子创立的以仁学和礼学为核心的学说；广义儒学，是中华民族优秀先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孔子起，承上三千年，起下两千年，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核心、骨干或主流，是指导中国不断富强进步和中华民族不断文明昌盛的源头活水。河东的先贤们无一不恪守儒学之精髓，为己、为亲、为乡人、为国人、为天下人精心守护、不断营建着智慧的精神家园。 兼收并蓄 河东地区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舞台，河东人在学术上自然呈现出比其他地域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无论是王通提出的“三教可一”，还是柳宗元的不主一宗，纳佛入儒，亦或司马光不随宋儒大流而赞荀、杨等等，我们都可从中看出这种不盲目排斥异质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优秀学术品质和胸襟。这是河汾之学历百世而不绝、经千年而不衰，人才辈出，大儒迭起，能够不断新生的重要原因。 经世治用 强调学贵践履、学以致用，立功立德重于立言，几乎是河东先贤大儒的共性，他们几乎人人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对中国政治儒学的实践与探研更是不遗余力，前赴后继，许多人出侯拜相、立下不世之功。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美中有憾，许多人虽有大功、大德、大思想，但因立言不足而往往难以入祀或受后世推崇，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与其贡献不相称。例如：许多人知道明代有王阳明大儒与姚江学派，不知有薛瑄大儒和河东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门户之见固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这是更重要的原因）；山西人妇孺皆知大文学家王勃，却鲜有人知道其祖父大思想家王通。 与时携行 儒学是一条长河，她穿高峡，越荒漠，历坎坷，从远古流淌至今，走过波澜壮阔，走过狭小细流，也曾遭遇过断流，但是今天，她分明已走出低谷，正待百川汇集、浩荡奔涌之时。儒学是一棵大树，她经过繁茂的春夏，走过丰硕的秋天，也经历了箫杀的寒冬，如今，她又将顽强不竭的生命活力向新世纪尽情展现。河东学派在经历过１９１９年以来的短暂低潮之后，又迎来了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春。 历史是否有相似？隋王朝经历了短暂的38年（581-618）之后，迎来了大唐盛世。民国也恰恰经历了短暂的38年（1912-1949），之后，新中国逐步由稚嫩和柔弱走向成熟与稳健，新的“贞观”之治已无可置疑地初露端倪。 “唐太宗贞观之初，精修治俱，文经武略，超出近古，实永三百年之业，斯（文中子）门人（迭处卿相要位）之功过半矣。”河汾学派以“三教可一”的开放学术胸怀和学贵践履的优秀学术风格为大唐盛世培养造就了一代杰出的奠基功臣，大唐盛世也为他们展现才华、快速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舞台。而今，以“三和”（和谐构建，和平统一，和平崛起）为内涵和标志、比之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盛世都将更为持久、更为壮阔的“新贞观之治”历史大剧正缓缓拉开帷幕，她热切期待大批既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又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既有精湛的现代科学专业，又有良好的儒家人文素养的精英人才——“一流演员”闪亮登场。 能否再兴河汾之教，再造人才硅谷？——坚持和倡导“儒学为本，兼收并蓄，经世之用，与时携行”的河汾学派期待着新的作为和时代辉煌。 柳河东于丙戌年六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