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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先随便说两句。这个会议主题是两个部分：“儒学与公共领域”、“《原道》20周年”。《原道》20周年，我还很清晰地记得，陈明兄20年前创办《原道》的时候，那样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很令人高兴的是，他这两点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在办的时候，我还在读书、还是年轻人，现在不能说老，已经很衰老了，感觉时间在不同人身上留下的痕迹不是太一样。 首先，大家都很关注的，和20年前相比，儒学在今天整个外部的环境确实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对于这样一个变化，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基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个性气质，都有不同的感受。事实上，我觉得这样一些不同的感受，关注的这样一个焦点，侧重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对儒学的热心，如果从这样一个主观意识去考察，或者从一个外在的客观社会大趋势去考察，可能所得出的这样一个评价是不一样的。 从主观意识上来说，我想无疑是利用儒学，这种利用对儒学的发展很可能会造成这样或者那样消极的影响。首先，我帮你、我给了你各种各样的支持，你不能说我的坏话吧，一个不能说坏话的儒学，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儒学。着重去观察、去关注这样一个主观意识动机方面的特点，所以我利用比较悲观的一个判断。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种利用，它也说明了一点，儒学在今天越来越被别人认识到，它有利用价值。所以，这种“利用”也带有某种不得不利用的一个性质。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招安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意义的招安，尽管缺少这样一种自觉，但是对于把儒学当做一种资源来利用，在它的主观意识背后，确确实实隐含着这样一种定位的可能性。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对于这样一种“利用”，我们又可以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 我觉得这两方面不是完全对立的，我们怎么尽可能去限制、去避免第一种可能性，而尽可能把第二种可能性从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把它逐步提升为观念上的一种自觉。我想，这个是儒学研究界可以努力的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什么是儒者？自我定位为儒者，首先就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是儒者？其实，儒者与儒者之间的距离可以非常远，但是总体上作为一种文化气质、文化传统，他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格局下转化为一种人格类型。我觉得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把握，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儒者相对于现代化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条件下的其他文化的人格，表现为这样一种意识倾向，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一个很重要的解决问题、把握问题的方式，他有一种反躬自省的特点。第二、儒者有一种比较自觉的规范意识。第三、反求诸己和规范意识是相反的，一个是向内的，另一种是向外的尊重现实。这两个方面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适度的意识，保证前面两个侧面的统一，我觉得从总体文化气质上来说，儒者区别于其他文化人格。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当然，具体到具体的这样一个个人身上，其实它是非常富于弹性的，针对不同的个体和特点，他对规则的要求也是很大区别的。齐白石92岁时候想续弦，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44岁的，他说太老，然后给他引荐了一个22岁的，说这个怎么样？他说这个可以。92岁非要想着娶一个22岁的女孩，别人对他的观感，可能很难接受，但是换到齐白石身上，别人也没有因此觉得他老不正经。这和他外在事业和内在精神上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发生在他身上，大家觉得这个老头挺可爱的，92岁了还有这样一个内在的生机盎然，大家就觉得挺高兴的。所以，同样是儒者，反求诸己这样一个对内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与外在生活的对抗可以被接受，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 我观察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儒者，当然儒者不单纯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实际上是文化的一种趋向。就像刚才说的，自由主义者的道德海拔是很高的，我觉得其实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者什么什么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个道德上搞得的概念。儒者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它不单是一个褒义或者贬义的概念，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自我的认同和信仰的一个选择。我是从这样三个方面来观察，我觉得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儒者，他像不像一个儒者，我是从这些方面把握的。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和毛泽东相比，虽然周恩来没有说自己是儒者，但是相对来说，他这样一个内在的性格有儒者的气质，而毛泽东离这种气质相对更远。 我就简单说这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