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对应着一代又一代中共领导集体,也记录和反映着中共意识形态光谱的丰富与变化。“中国梦”作为习近平主政后最新提出的执政理念,落在“梦”字上,与“主义”、“思想”、“理论”相比,咋看之下用词颇显文弱,而坊间给出的阐释似在力度和深度上均有待加强。但是,从《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却可以感觉得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内涵”的这个中国梦理念其实具有十分深刻而巨大的理论内涵和思想辐射力,标志着中共对于自身及其所承担之历史责任的自觉调整。 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或可以简略概括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道信仰、“与天下共遂其生”的仁政理想和“博施广济”的家国情怀。从这样一种儒家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法解读中国梦,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创新值得重视,即超左右、通三统和新党国。 超左右而回归本土 左和右,在这里不只是指具体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更是指作为这一切的理论基础。最近网上疯传的李世默视频,其中所讲的所谓“元叙事(Meta-narratives)”,就是一个简单而真实的表述。他讲的两种元叙事,就是我这里说的一左一右,而他的说法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则表明中国梦的理念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两种元叙事都是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段进入中国并开始支配国人的思想意识的。它与我国近代遭遇的苦难有关,是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一个结果。因而,超越左右,就是走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意识形态幻觉,回归近代救亡图存的真实感受,反思启蒙规划、革命叙事,义无反顾地探索中国道路。 回到近代史的救亡语境,重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构筑以国家民族为关键词的执政合法性与目标的新论述,是中国梦的要义和本质。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同样,那种阶级建国方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也由此被终结。如果说初级阶段、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是将其覆盖的层层布幔,那么中国梦展现的则是一幅重描绘明天的新画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之转型的真正自觉与彻底完成。这是一种发展、一种成熟、一种升华,同时也是一种回归——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救中国”原本就是出发点和目标。 通三统以重建历史 “三统说”是董仲舒提出来的,本是指夏、商、周的正朔,意思是各朝各代制虽不同道却一贯,即都从属于同一天道。通三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新建立起的政权需从天道出发进行一些调整,从而实现与前朝的某种批判继承之类的衔接,二是对此前二代政权之后裔优待尊礼之,以确立某种历史的一贯性,“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我这里讲的通三统,是指习近平的中国梦论述以近代史为起点,将所有的仁人志士均视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一员,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改革开放也都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顽强生命力的表现,从而获得了各有风采的历史同质性,构成我们国家遭遇世界、与现代体系博弈磨合这一伟大历程的重要环节。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由此可以窥见感知中国梦的厚重与开阔、苦难与辉煌、绵长与久远。 中国梦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内容,而现代世界以国家为其组织运作的基本形式,于是,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清除种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脚踏实地进入中国的历史语境,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出发去设计方案、建立组织并解决问题。这并不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而是正常的理性要求。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才能成就东方式现代化,使现代性概念获得其复数的形式,更关键的则是,才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契合呼应。 “王朝”的建立一般由打天下者和治天下者协力完成,武王与周公如此,汉武帝与董仲舒如此,毛泽东到邓小平、习近平的组合也可作如是观。 对于马上打天下而马下治之的更化,儒家当然乐观其成。 新党国以开创未来 党国作为党在国上、以党统国的制度模式和国家形态,可谓备受诟责,例如自由派就喜欢用“政党俘获国家”来描述和评价,或者将其视为列宁主义的中国版予以否定。 与西方政治理论语境里的西方政党有所不同,国共两党之建立,均以救国救民为目标,而不是在国家政治平台业已存在,社会不同利益分裂的情势下建立起来的权力竞逐集团。救国党、建国党本身即意味着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或者尚是一个待实现的目标,因此其本身相当程度上具有全民党的性质。建党的目的是救亡,所以建国的制度安排、执政自然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目标,而不是作为西方近代国家建立基本单位的个人(权利、自由)发展。因此,至少从历史的角度看党国体制有它的必然性与正当性,至于在条件发生变化的今天怎么看则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这样的理由对国民党是成立的,那么对处于同样历史情境并且与苏联主导的国际共运密不可分的中共来说,在国共合作失败后做出同样的体制选择或安排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不同的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传统直接相承,列宁主义的阶级论却来自西方。以民族、民权和民生为基础的党国体制安排,理论上包含人民主权观念,因此孙中山有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整体规划,表明党国体制的非终极性。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却并不包含如此可能。但习近平的中国梦及十八大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却改变了这一点。如果说从国际共运舶来的以阶级为核心概念,以党的目标代替国家目标,国家只是成为实现这一目标之工具的理论是党国论的1.0版,那么,以民族国家为论述基础,从执政党、全民党出发,将党的使命定位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目标之实现的中国梦理念,则是一种与现阶段相匹配的新的党国论,是使其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党国论之2.0版。因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清晰明确,真切朴素,跟任何的高头讲章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能否救中国能否振兴中华是一切主义证明其真理性的必答题和试金石。 中国梦的两个要点:一是民族复兴,二是人民幸福,前者可以叫做第一阶段目标,后者叫做第二阶段目标。结合十八大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获得很多想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民族复兴相对应;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人民幸福密切相关。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造福人民的美好事业”。我相信,只要人民主体性地位被确立承认,政策和制度的调整就有开放性。 习近平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我想说的是,中国梦理念的提出,标志着这一觉醒在理论上的初步完成,虽然其体系尚待充实,其实践尚待时日。古人有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我们且三致其祷、拭目以待。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陈明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