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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竹书纪年”说共和》提到，自上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公天下”体制崩溃以来，中国历史从夏朝便开始正式进入了“私天下”等级礼制时代。“国人暴动”，是这种“私天下”等级礼制的必然产物，也是庶民阶层首次对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发起了反抗和挑战。而接下来长达14年的“共和行政”，则是一种君主“天子”缺位状态下的治国理政新模式。对当时已经习惯了君君臣臣体制的中国人来讲，这种“无君无天”的日子，竟然能一过就是14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因此，“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在中国都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那么，我们能否将此理解为，是上古时代“公共”意识与“平等”意识的复萌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潜意识文化心理传承和影响，但也仅仅只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意义。因为当时的“国人”，主要是指庶民或平民阶层。这些平民阶层，除了工商百贾阶层外，也包括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层和失势的士大夫阶层。而最广大的奴隶阶层，是不具有被称为“人”和“民”或“公民”资格的。至于赶走了君主“天子”之后的“共和行政”，也依然只是王公贵族阶层的“三公六卿合议”，至多算是奴隶主贵族阶层的“精英民主”罢了。这种类似于“奴隶制民主”和“寡头制”或“僭主制”的模式，差不多正是同一时期古希腊商业城邦或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形态，本质上也亦如当今西方世界的“资本民主”与“精英民主”模式。而两千多年后再次成为世界流行的民主与共和概念，其实已经算不上文化创新的时髦了。 但不管怎么说，“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的发生，还是明显反映出了当时周朝“私天下”等级礼制的信仰危机与制度危机。而“共和行政”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最终还是没有跳出“私天下”的旧框框，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重蹈了等级礼制体系的衰亡覆辙。所谓大道至简，一阴一阳而已，亦一公一私而已，或1%与99%而已。周室崛起于西岐，经文王武王两代接力，最后牧野之战伐殷纣而取天下，固然是顺应时势的成功善举。周朝前期的“礼乐昌盛”，自然也是夏商两代所不可堪比。但自成康之后，仁德之政即见式微。经昭王、穆王、夷王，衰势日甚。至厉王之时，一场“国人暴动”，便直接加速了周王朝的分崩离析。“共和行政”后短暂的“宣王中兴”，紧接而来的就是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室之兴，起于文王西伐犬戎。而西周之亡，亦灭于西来之犬戎。于是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随即便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兴东衰”的历史，亦便进入了下一个周期的循环。 而在随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路文化精英们“百家争鸣”的大讨论与大反思，更是鲜有超越“共和行政”的思想高度了。非但如此，以孔子为代表“克己复礼”的儒家学派，还竟将周朝“私天下”诸侯分封的尊卑贵贱等级礼制，硬是作为“仁义道德”的“天理”信条了！ 那么，在孔子之前的“平王东迁”之际，乃至更早前的“共和行政”时期，有没有人从“公天下”与“私天下”的循环变迁角度，进行“究天人之际”的追根溯源思考与洞察呢？当然有，这位智慧先哲就是老子。老子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我们很难逾越的一座高峰，就在当时也是不为常人所能领悟的。正如老子自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 如前所述，孔子“春秋笔法”之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被后世儒生奉为著书立说和记史之圣教圭臬。再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符合“孔子之说”的“邪僻之道”便几已失传了。因此，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书典籍文字记载，差不多都是“儒家文化”典籍了，而里面究竟“为尊者为亲者为贤者”隐讳了多少事，又夸张虚拟了多少事，实在是很难考证清楚了。中华万年历史文化的失传失真，固然有“结绳记事”文字与载体消弱的客观原因，但儒家师徒以“春秋笔法”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人为因素，是断然不容忽视的。如果说罪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为何上古历史及列国典籍被“焚”，却唯独孔学经典会完整流传下来呢？不过，就像那位名叫“不准”的盗墓者所制造的《竹书纪年》文化大发现一样，被儒家阉割了的中国历史真相，终将会被一次次偶然的惊世发现所还原。 今天，除了多种真伪难辨的《道德经》原文版本外，就连老子的生平身世也是众说纷纭。神秘的老子，亦如神秘的《道德经》，都需要我们在浩若烟海的史籍资料碎片中不断追寻其踪迹，并逐渐有所认识和感悟。截止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老子的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前571至公元前471。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史”。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楚国人老莱子，跟孔子生活于同一时期。还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周太史儋（dān），生活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老子的身世也没有明确定论，并同时引用了诸多不同说法，即“或曰老莱子亦老莱子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据载，“黄老之说”与“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初七十余年被奉为治国纲领，对“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国力的强大起到过文化支柱作用。宗圣宫建于唐初，李唐王朝更是尊奉老子为李姓远祖，并在老子当年著经传道的终南山楼观台下建“宗圣宫”祭祀老子。唐贞观二十一年，译《道德经》为梵文西传天竺。唐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还亲注《老子》，日本遣唐使名代请《老子经》及老子“天尊像”归国。自宋朝至今，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其实都与老子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汉末张陵创五斗米道，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教典教悔道徒，由此创立了道教。道教吸纳了道家思想，并将老子与黄帝一起被尊奉为“道祖”。 西方人对老子也很感兴趣，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就被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文本。到目前为止，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本《道德经》已有一千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尼采及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学者，对《道德经》都有深入的研究，并都有专著或专论问世。黑格尔曾说，中国哲学中有一个特异的宗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这派哲学及与哲学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的发挥者，是老子”。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著有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专著。他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李约瑟晚年，干脆自称是“名誉道家”和“十宿道人”。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远在西方的李约瑟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这句话，可谓是一语中的。从伏羲“始作《易》八卦”，到神农氏“尝百草”而“道法自然”，再到黄帝“治五气艺五种”，直到老子“传道”著《五千言》，中华文化由来就是“易理大道文化”。至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由此衍生的法兵儒墨纵横等诸子百家门派，仅仅只是中华“大道文化”的开枝散叶学科专术细分而已。而正是因为当时“大道废有仁义”的文化迷失，才形成了将所谓“黄老之说”称为“道家”学派，并将“道家”降至与诸子百家并列的文化扭曲格局。甚而再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派篡专中华文化道统，便更是愈发荒谬之极了！ 如今，我们要弘扬和复兴中华文化，就必须从老子这里承接中华 易理大道的文化源脉。而要研究老子的身世和思想，还是先要回到当时周朝“礼崩乐坏”时的历史情境。中国古代尊称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为“子”，所谓诸子百家，“诸子”皆是有学问的大家。但在春秋早期，有管子有孙子而且有老子，即隐约似有尊老子在先之意。古代也有子承父业当史官的惯例，那么周太史儋会不会是老子的后代呢？至于老莱子传承道家学说，会不会也是宗师于老子呢？或许也正因为他们皆与老子的职位与思想有关，后来人们就很容易把他们与老子混为一谈了。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既然老子曾为周朝的史官，那么老子从掌握历史地理天文资料信息的丰富度，到知识视野的高度与广度，也自然就很容易达到其他“诸子”之上。故此，《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同时，老子作为周朝“史官”的知识和思想，对列国“史官”及“诸子百家”都有直接的影响。有学者考证，《左传》、《国语》、《论语》、《大戴礼记》等书中，不少属于格言性质的话，都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里找到出处。譬如《左传》云：“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昭公三十二年，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等。这些话，显然都是宗源于《道德经》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之句。而且，《史记》、《礼记》、《庄子》、《天道》及《天运》等古籍中，也均记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问礼于老子”时仅有十七岁至二十岁，而《天运》称孔子当时已年五十有一。可见，孔子从拜师求学至问道传道过程中，确曾多次拜访过老子。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另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曾。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用现在的话来讲，老子当时已经是天下公认的学界泰斗，而且身为周朝“史官”。孔子作为一名诸侯小国没落贵族的求学青年，慕名前往周朝东都洛阳向老子拜师学习，也应是师道传承情理之中的事。至于“孔子问礼”，应该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向老子表示礼节性拜望问候，另一方面也包括向老子当面求教“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学问。当然，孔子最在意的恐怕还是“克己复礼”之“礼”。而老子则是有道至礼一以贯之进行讲解，并特别叮咛要“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更警示他“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我们用《道德经》里的相关原文，也刚好可以作为“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注脚。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以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目的，大约便在于“克己复礼”而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劝他“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孔子肯定是听不进去。至于他后来“走火入魔”，硬是将“仁义道德”移花接木到“克己复礼”之“礼”，并“周游列国”企图复辟周朝“私天下”诸侯分封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礼制，显然是背离了中华易理大道的原旨方向，且违背了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谆谆教诲。然而，孔子仅凭曾经数次“问礼于老子”这张“文化王牌”，就能忽悠不少求道若渴的君臣百姓，并大大抬升自己的学界声望。“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意思就是说，孔子去周都洛阳“问礼于老子”后，一回到鲁国家乡，投到他门下求学的弟子就接踵而来。“孔门学堂”的招生宣传广告市场效应，由此即可见一斑。 不过，从列国争霸，到战国争雄，孔子复辟周朝等级礼制的春秋大梦最终还是破灭了。自“平王东迁”之后，包括周王室贵族和各诸侯国的贵族士大夫阶层，便逐渐形成了以东都洛阳周围的“中原”为“中华之中”的文化地理概念。至于周原与镐京及关中“华州”故地，便一股脑成为荒蛮的“西部”了。因此，这些有文化的“山东六国”一贯鄙视秦国，认为“虎狼之秦”与西戎无异。孔子周游“西不入秦”，而“秦亦固厌儒”，这是众所周知的秦儒历史过节。但最后实现“大国崛起”统一天下者，却恰恰是“西部”的秦人。至于“焚书坑儒”历史疑案，则另当别论。我们今天需要研究的，同样是面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局势，老子当年为何要偏要离开周都洛阳“西游入秦”呢？ 关于老子“西游入秦”，《史记》这样记载到：“居周久，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里的关令尹喜，是秦国一位驻守边关的将领。据说他奉秦王旨意接迎款待老子，但老子却执意不再从政为官。尹喜怕老子隐居乡野后，就很难找到了，这样怎么给秦王交差呢？于是，他便恳求老子把大道要义写下来。老子也很理解尹喜的苦衷，跟尹喜一同回到楼观台，洋洋洒洒留下五千言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老子的行踪了。由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位很会办事的关令尹喜表示衷心的感谢。否则，没有了这五千言《道德经》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文化缺憾啊！ 可这里的“关”究竟是函谷关，还是大散关？司马迁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于是这便又留下来一连串的历史悬疑和文化争议。函谷关是当时秦国的东部门户，而大散关则是秦国通向河西走廊及西域的要隘。若是老子自周都洛阳入秦之时，应是指函谷关。若是老子要去秦国“后院”继续西游，这个“关”则应是指大散关。而这两“关”之间的地带，恰好是古代“华州”的中心范围。这个“华胥之州”，就是曾经令黄帝魂牵梦绕的“华胥古国”所在地。 如前所述，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再到华胥氏，中华远古文明就归流积淀于这个“华胥古国”。到了“大洪水”时代，华夏部族有过一次沿渭河逆流而上的“西进运动”。到了伏羲时代，又有自天水成纪“原路返回”的“徙治陈仓”，最后出潼关“都于陈”的“东进运动”。至“伏羲氏世衰”之际，复有神农氏“起于姜水”，最后东出潼关而“承伏羲之本”。继而“神农氏世衰”，再有“炎帝起于姜水”和“黄帝起于姬水”，直到黄帝“代神农氏”而为“天子”。这种以渭河流域“华州”为中心的“西兴东衰”循环规律，在黄帝以前“上五千年”的“三皇”时代便已有迹可循。那么，作为历史天文地理知识至为丰富的周朝“史官”老子，会不会是再一次沿渭河逆流而上“寻根问祖”去了？不过，周朝“礼崩乐坏”的最终结局，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这已经是中国“西兴东衰”历史文化地理定律的再次应验，或许也正是老子“西游入秦”的谜底所在。 《竹书纪年》所述“周穆王西征”的往事，老子应该是了然于胸的。《竹书》曰：“穆王，名满，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宫”，“自武王至穆王享国百年”，“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秋七月，西戎来宾”，“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来宾”，“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迁戎于太原。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西征，至于青鸟所解（三危山）。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宫，诸侯来朝”，“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宫”。 这段历史记载，便是民间传说《穆天子传》及“瑶池相会”的故事出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最伟大的政绩大概便数“西征”和“见西王母”了。而西征的范围，已经远逾西域葱岭帕米尔高原了。这里的昆仑丘“西王母”，应是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的部落首领。或许，也还是当年华胥氏部族的近亲支系。从远古的“西进运动”与“东进运动”，到“周穆王西征”及“老子西游”，这既反映了一种历史的时空感，也是一种地理的时空感，更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时空感。这种穿越宇宙自然与历史人文的知识视野和心灵感悟，在当时恐怕也惟有老子才能企及的。这样，我们也可籍此扑捉到《道德经》的些许意境。特别是“公天下”时代与“私天下”时代之间，“公”与“私”祸福相依的循环玄机。最后，就让我们细细参悟以下几段哲言：“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於贵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後。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或曰，公与私，有与无，利与害，贫与富，高与下，智与愚，难与易，所谓“国学商道”奥义尽在此中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