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德讲堂第四期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 彭林：。这个“礼乐人生”是我的第一本讲演集的书名，当时中华书局出的。这四个字是从钱先生的一篇讲话——他的题目那里直接就借过来的。所以，我一开头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先生论“礼”。 我有一种感觉，咱们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弘扬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什么是最值得来弘扬的？这看法很乱，我常常用一个词叫气场很乱。那么一种像张艺谋，08年奥运之前他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随便舀一勺都是精华。我不同意这看法，哪有这种文化？每一种文化都一分为二的，不能随便一勺都是精华，那还了得？就是说这个民族几千年从来没有错误没有瑕疵，这个怎么可能？把什么东西都说成是精华，这不对的。 我研究礼是由于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原因，就是1986年我考上博士，这博士论文做什么？那么这个题目有两种，一种是自选，一种是老师指定。当时我导师就指定我，你把《周礼》做做。大家知道儒家经典《十三经》里边有一部叫《周礼》。老师亲自点的，师命难违，我就开始花了三年的时间来研究《周礼》。研究的结果，觉得这本书就像孙诒让讲的“体大思精，宏纤毕贯”，结构非常宏大，思虑非常地精深，有宏观的，有那种纤小的。这本书引起了我的极大的兴趣。 那么博士论文做完了，其实说老实话，我当时对于礼的认识，应该说现在回过头去看还是比较肤浅。这个礼对于我们人生、对于我们社会，它这个意义究竟何在？那么后来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做《仪礼》，每天就读一卷，每天读一卷，给自己规定一个进度。读完一遍之后，觉得还不行，这书太难读了，再读一遍，再加标点，后来一个出版社要——那个时候《仪礼》读的人很少——说你能不能做个翻译。那个时候也就看作，这是给自己一个压力去做。 那么再到后来郭店楚简出来了，这时候开始读《礼记》，郭店楚简和《礼记》的关系非常密切。于是乎我这一二十年做的经典主要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但这个时候还是主要的精力放在哪？这书读不懂，这书太难读，所以首先要把它的意思搞清楚，这个书说什么，这是一件相当相当废力气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个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许多我们以前不了解的这些海外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就开始大量地在内地被重版。这个中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在我们近代史学界的地位，如果是把史学界比作群山，那么他就是里边的泰山；如果把林林总总的学者比作是星星，那么他是里边的北斗，叫“泰斗”。那么他跟梁先生——梁启超先生写过一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么钱先生在他之后又写了一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显然他不满意梁先生的书。以前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梁先生这本书在大家心目当中地位是非常高非常高。那么到后来我们读了钱先生的书之后才发现，这两个书它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那么由这个地方就引起兴趣，再去读钱先生的其他书，后来才发现，钱先生的史学的修养我们望尘莫及。所以以前有一个学者叫章学诚，说我们一个史学家有四个最重要的要求，叫做才、学、识、德，道德的德。那么这个里面除了史才、史学、史德之外，我老师就讲最重要的是史识——眼光，读大家都读的书要说出大家都说不出来的话，那么钱先生他的著作几乎随处可见这种东西。那么其中我特别注意他对这个“礼”怎么评价，后来读完以后非常兴奋，我觉得礼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没有一个人说得比他深刻，比他清楚。 去年我到台湾去做客座，台湾的中正大学特地安排了一场叫做“礼学工作坊”，就把台湾一些做礼学的同行全部请来了，开了整整一天的会，让我做第一场讲演。我报告的题目就是钱宾四——我不应该叫他钱穆的，这直呼其名是很失礼，应该称他的字——《钱宾四先生论礼的三篇文章》。 这个里面，我提到这样三篇文章。第一篇就是1948年到1949年之际，中国大陆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转折。那么中国向何处去，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学派，都在试图要给中国指一条路。那么钱先生当时身体不好，他回到家乡太湖之滨休息，一边休息一边思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较一些最重要的点，他开始写文章。那么他一共写了三十篇，这三十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为一本书，叫做《湖上闲思录》，这本书现在很容易得到。那么里面就有一篇叫做《礼与法》。因为梁任公，就是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是重礼治，西方是重法治，也就是说他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比，比到最后更拿出一个核心词：西方是法，中国是礼。 那么钱先生非常赞同梁先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光是梁先生，我们再往前曾国藩、顾炎武、欧阳修、司马光都是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一个字，是“礼”字。钱先生说梁先生的这个以中国的礼字与西方的法字相对，他说“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就是他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一个礼，说到根上了，西方是重法，我们是重礼，说到根上了。那么礼跟法两个东西哪个好呢？我建议大家回去以后去找找《湖上闲思录》里面的《礼与法》，他那个两个东西评下来他的看法几乎都是礼好，这法不是最好的，礼才是一种更高明的治国的理念。 那么这个读完以后，我觉得耳目一新。许许多多做礼的人一遇到做法的人就怂了，不敢坚持，钱先生那个年代是全盘西化非常厉害的。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他在北大的时候，北大西化很厉害。他穿一身中装，胡适看到他，挖苦他：“哎呦！你穿这么一身，你代表中国文化？”那么他正色回答：“是的！”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里面，敢这么说的人不多的。而且他敢于正面的把两个东西进行比较，时间关系这里我就不细说。这是他的第一篇，叫《礼与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