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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您是一个诗性的音乐家，几年前出版、最近再版的《粤乐艺境》，与其说是论著，不如说是您人生与音乐的交响诗。我先后拜读过几次，就象欣赏您的高胡演奏一样，每次感觉弥新，余音袅袅。先请谈谈那本书的情况。 余：那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后来再版时基本保持原貌。因为它代表我青年时期对音乐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所以我不想作什么修改。书中内容除了30000余字的《广东音乐文化历程》和《广东高胡60年览略》等论文带有纯学理性外，大都是平时即兴之作。其中，《广东音乐文化历程》是经过赵宋光和黎田两位老前辈、老专家指点过的，吸收了他们不少修改意见。最初是在《粤剧研究》杂志上发表，发表后产生过一定影响。李凌的女儿李妲娜评价说，如果这样的研究成果在西方不足为奇，但在中国就不简单。特别是作为一个演奏者，又是刚刚经过“文革”以后写出来的就更不容易。还有不少文章是一些报社的约稿。很多编辑喜欢我写东西的风格，主动找上门来。其中有《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等报社。因为他们报纸的版面有限，所以写的一些东西一般在800到1000字之间。每一篇都写得很认真，寄到报社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当时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报社编辑犯的一个常识性错误。某一报社约我写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一文，我本来按照历史事实写稽康在临刑时弹《广陵散》，但编辑把它改为是在狱中弹的。文章发表后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不严肃。后来在出书时把它改了过来。那时，我刚刚30多岁，善于思考，有很多诗意的想法，并且也愿意动笔把它诉诸于文字。1998年，在民族音乐学家冯明洋教授的建议下，我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并以《粤乐艺境》命名交付给花城出版社出版。现在我不想再翻这本书，觉得更重要的是创造未来。我在书中曾谈到，童年多幻想，少年多梦想，青年多理想，中年多思想。这种想法进入中年以后，其感受更加强烈。中年是反思性的年龄。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现在到了“知天命”之年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却更趋活跃。 王：按照美学家宗白华的说法，中年是生命丰满的音乐。因为它的以前是生命的前奏，它的以后是生命的尾声。这个时候的人生是最美丽的人生。这可以印证您的成熟。当然，这只是就一般而言。但我感觉到您不唯如此，好像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正常年龄的域限，您对许多问题的反思早已从您的青年时期就开始了。似乎您对生命总有一种屈原式的“天问”，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形而上的终级关怀。 余：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些朋友，当初我把刚刚出版的书赠给他们时，他们只是草草翻阅了一下，没找到多少感觉。但最近当他们闲下来认真看时，发现里面有一些关于对人生、文化和审美等的思考对他们有点启发，我感到很欣慰。这与一个人的生活的经历有关。当他们奔波忙碌于世俗利益时，是不可能坐下来认真看点书的；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满足后，他们就会有精神的企求，希望看点书。我经常想，一个个体的生命，不期然来到地球，变成一个既具物质性又具精神性的人。真是上苍一种奇妙的构思。从物质层面，人是生物进化链上的一个环节，他直接由父母所生。但人不仅是物质性的，人更有精神、有思想。用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话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人作为一根芦苇是渺小的，但因为他有思想，又是伟大的。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类历史，我也经常发问：为什么我是一个人？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由于找不到答案，所以曾一度精神上很茫然，也十分痛苦。有时干脆就跟着感觉走，干脆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往哪里去”，因为不来的却来了，不去的毕竟去了。来去未了，是为情结未了。来去了了，是为艺术化了。为了超越这一痛苦，以获得审美的慰籍和快感，我把这种力量创造性地转化为艺术符号，从中获得审美的沉醉。正像政治家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改造社会、科学家把这一力量转化为改造自然一样。 王：看来在您的身上有一种诗意的悲剧意识。 余：尼采说，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要用镜子来观照自己。这种诗意的观照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少年以热烈而奇妙的童心仰视大千世界，这是诗的天真；中青年以充沛的心力应对现实，这是诗的认真；中老年，在深厚与宁静中进入了尼采所谓的镜子，观照出明澈与孤寂，这是诗的朴真。我同意叔本华和尼采的观点，人生来就是一场悲剧，即意味着人生短暂而可悲。但我不同意叔本华对人生的悲剧持悲观态度，而喜欢尼采的那种积极乐观主义态度。正因为人生是一场悲剧，人才能以艰苦卓越的精神，来开拓人生之路。人生的悲剧可以使人变得伟大。正象哲学家陈鼓应对尼采所理解的那样：人类尽管历尽艰难，仍不致沦入悲观的困境，在饱尝人世苦痛之中，积健为雄，且持雄奇悲壮的气概，驰骋人世，如此以艺术的心情，征服可惧的事物，陶熔美感，而引人入于高超的意境。 王：当您把这种对人生悲剧的关切置于现实层面的时候，特别是置于您音乐艺术实践层面的时候，您是如何面对的？ 余：这要从改革开放以后谈起。改革开放不久，西方各种艺术思潮大量涌入进来。特别是经典和流行音乐大行其道，似乎凡是搞西方的或流行的就显得很光彩。相反，凡是搞民族音乐的地位就低下。这对于我这个一直从事民族音乐的人来说，有着一种莫名的孤寂感。那时我30岁上下，在广东音乐尤其是高胡音乐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也有骄人的成就感。正是要向高一层面发展时，突然感到像掉进了人生的历史深渊。正象《哈姆雷特》中所说的：“是活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这时我面临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是继续搞民族音乐，还是改弦易辙？经过一番内心的撕斗，使我最终意识到，文化本身并无高下之分，音乐也无贵贱之别。钢琴、小提琴也好，二胡、高胡也罢，它们作为乐器，发出的音色，只是一个桥梁，是联系个体生命与自然、社会、人类历史的桥梁。这座桥梁帮助我们同宇宙自然对话，发生相互感应。这就是一种“道”的显示，“道”通过音乐传达出去后，再请求宇宙自然回应。所以，人作为个体生命同宇宙自然的关系永远处于一种不断追问和不断回应的循环关系之中。人生的意义就在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