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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面对体验的灵魂自省，追问是面对真理的思性探源。中国“现代音乐”，自改革开放以降，以其前所未有之势，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它给中国当代音乐带来了蓬勃生机，也引发了创作与演奏、音乐与听众等不少问题。因此，从“新潮音乐”问题，到“国乐发展道路”问题，中国音乐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 2007年6月15日，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和研究生会学术部共同举办了“现代音乐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作为“现代音乐座谈”之二，它从19∶30开始，直至22∶20左右结束，持续近3小时。这次座谈会，以美国密苏里大学作曲家陈怡和周龙两位教授、作曲家黄安伦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杨勇教授和作曲家贾国平教授、大提琴演奏家李鹿、中央歌剧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汤铭、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秘书黄勇等专家，以及本院作曲、指挥和音乐学等不同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为座谈阵容，由音乐学系博士生柯扬主持，以“我们为何需要‘现代音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现代音乐’的个性与人类的共性有何关系”、“什么样的‘现代音乐’是好的”等话题为基本范围，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题是柯扬等广泛征求同学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反思和追问之一：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 音乐，作为人类自足性发展所必须的文化之一，与人类关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代音乐”，在现代性的张力下，从构成的基本元素，到形式的音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与“现代音乐”之间的主、客“对立”关系。因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成了当代音乐生活中众多的“表达”之一。 周龙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现代音乐”。在美国，当你向别人介绍自己是“Composer”时，对方可能会不明白地问：“What composer”，而当你说是“Contemporary Music”(创作现代音乐的)，对方会若有所悟地说：“Oh，Rockingroll”(哦，搞摇滚的)；当你再解释说：“Classic Music”，对方以为是“搞古典音乐的”；只好继续说：“Contemporary Classic Music……”。这说明，在美国语境下，“现代音乐”涉及面很广，现行音乐文化领域内的多种音乐，大都属于“现代音乐”。所以，要说清楚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要先弄清“现代音乐”概念。也由此可见，“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当然，若从一般意义层面看，可以认为，这是因为“现代音乐”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安伦从自己丰富的音乐人生体验谈了看法，他说，人生第一次在父亲从美国带回的密纹唱片中听到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美妙的音乐“夺走”了他纯真的心灵；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时，严格的学习要求，曾使他沉潜儿时美好的记忆，追寻巴赫的“天籁之音”，并立下矢志；在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从中华文化土地上走出去的他，在遭遇西方现代派和先锋音乐时，产生了困惑，当1981年的一天听到一名英国同学说：“我每天能与美好的音乐打交道，这岂是拿钱能换的？我为音乐学院的同学感到骄傲，……”这话使生活在异乡中的他再次警醒。因此，他说，我们之所以需要音乐，是因为音乐能感动我们心灵；之所以需要“现代音乐”，是因为我们对“现代音乐”有新的渴望。杨勇认为，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正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冬天和夏天一样。不过，我们如果冬天觉得冷，可以取暖，夏天觉得热，可以开空调降温。杨教授的诗意表达，道出“现代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是既然之事，也是必然之事，无法回避。但是，对于“我们”中个体的人而言，可以选择。 反思和追问之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 “我们”作为群体，在当今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里，已经被最大限度地分解。当个体以“我们”言说时，其实它难以具有代表性。不过，专业作曲家和演奏家，作为浸淫在相对特定领域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其“表达”应该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这里诸多“我们”的“表达”构成了一幅“现代音乐”理想样式的立体画卷。 第一，从音乐观念层面谈这个问题。周龙认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问题，必须基于“现代音乐”概念之上来谈，相同的“我们”尚且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我们”更是复杂多变。黄安伦认为，因为“巴赫”和“贝多芬”音乐表现了“人”的真善，有着无尽的妙美！能够超时空，所以我们应该超越民族风格的囿限，回到“巴赫”、回到“贝多芬”！对此，贾国平教授问：何为“回到巴赫和贝多芬”？黄安伦说，因为巴赫、贝多芬的音乐表达了真理，所以“现代音乐”应该回到“巴赫”和“贝多芬”，就是追寻他们对真理的诗性表达，对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特质的表现，当然，真理是多元的，我们应该包容。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生汪胜付认为，我们需要与文化相融合的“现代音乐”。汪胜付说，黄安伦先生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一定正确”，在他看来，这句话关键看怎么理解，巴赫、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能走向世界，正因为它们是民族的。 第二，从个性和风格角度谈这个问题。陈怡从创作或教学出发谈了自己的看法，她的发言鲜明地透出：“我们”需要多样化风格和个性化创作的“新音乐”(陈怡在此没用“现代音乐”概念)。她说，“现代音乐”以某一种风格被极力推崇而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似乎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事。当前在大多音乐创作比赛中，至少在有权威的作曲比赛中，某一种风格独占鳌头的现象已经难以可能。因此，当今的专业音乐创作打破了风格权威，讲求自我个性的展现；作曲家都从自我文化出发，运用自己谙熟的富有特色的音乐语言进行创作，力求使创作成为“自我”心灵的最自然的流露，成为某种文化的特性“表达”。这是让其它文化类人分享“我”的“现代音乐”成果的基点。陈怡说，她在密苏里大学教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一方面，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必须进一步熟悉自己本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要求学生用自己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去创作。至于现行的“现代音乐”流派，哪一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