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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中山、陈独秀等人的打破偶像活动 如前所述，光绪年间的废庙活动并未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止。此后，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就以破除偶像为他的革命事业的开端。 所有孙中山的传记都提到，早年在坛香山求学时，孙中山诚笃参加各类宗教聚会与课程，早晚在学校教堂祈祷，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他开始信奉基督教义，就认定崇拜偶像是错误的，后来竟将他大哥孙眉家堂上供奉的关帝画像扯破，又劝牧场工人不要膜拜关帝。[14]孙中山自己日后也承认：“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15] 1883年，十八岁的孙中山返回广东故里。因为担心他在坛香山的故技重演，其父告诫他切勿蔑视乡间庙宇之神像。然而，按照孙中山传记作者的说法，当时孙中山已信基督教义，蓄意破除多神迷信与偶像崇拜。就在他回乡不久的中秋节，他与好友陆皓东率群儿并幼侄过村里的北帝庙(北极殿)，拔去玄天上帝神像的一支手臂。其后又自磨小刀，潜往北帝庙，将玄天上帝侧的金花夫人神像手指切断，携带回家。此举大大激怒了乡人，孙中山因此无法继续呆在家乡，遂离家赴香港。同年在香港与陆皓东一起，以“日新”之名受洗于基督教纲纪慎会(公理会)。[16] 二十世纪初，继康有为、孙中山之后，中国文化界精英继续打着反封建反迷信的旗号，开始了一场声势更浩大、规模更广泛的“打破偶像”活动。陈独秀、胡汉民、蔡元培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起了有关破坏偶像的讨论。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成为全国性的打破偶像活动的号角。他在文中声称“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胡汉民、朱执信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习惯的打破》与《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等文，长篇大论破旧立新、改造社会的新主张。只有年青的鲁迅对这一活动不以为然，在他早年的作品《破恶声论》中，大大抨击了这种风气。 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哲学上宣扬破除偶像、消灭宗教的做法，为当代中国的打击宗教活动创造了理论依据，此后中国政府对道教及其它宗教的灭除活动，又给予了法律上的认可。 四、打击道教活动的合法化 从1924年起，中国各地的废除庙宇活动已十分活跃。宁波、海盐等地的庙宇均被一毁而尽。参与废除庙宇活动的主体是军人、学生以及普通青少年。其中军人毁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中渔利。当国民政府兴师北伐时，张天师已无法在江西龙虎山呆下去而逃往上海藏身。 至于废除庙宇活动的法律化确切起于何时，尚待考证。根据我们已有的资料可知，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二日开始对全国的寺庙进行普查，从首都到各地市县均设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人对当地所有寺庙登记注册，其内容包含(1)寺庙常驻人口；(2)庙产；(3)具有文物或古董性质的法物。 此举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内政部公布的“寺庙登记规则”并未给予明确的说明。然而，我们从内政部给各地政府的指令，及各地政府紧接着的实际行动中，却可以一目了然。[17] 就在全国性的寺庙普查之后的两个月，内务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了“神祠存废标准令”。1928年12月19日，浙江省主席张人洁发布一则公告，其主要内容是该省得到内政部发行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要求贯彻执行。“标准令”指出，迷信为进化之障碍，神权乃愚民之政策，所有“为害最烈的淫邪神祠”，都必须彻底铲除。只有两类神祠可以保存：(1)先哲类，凡有功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如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等；(2)宗教类，凡神道设教，宗旨纯正，能受一般民众之信仰者，如释迦牟尼、地藏王、弥勒、观世音等。必须废除的庙宇也有两类：(1)古神类，即古代之科学未明，在历史上相沿崇奉之神，至今觉其毫无意义者，如日月星辰、火神、魁星、旗纛庙等；山川土地之神，如五岳四渎、东岳大帝、中岳、海神、龙王、城隍、土地、八蜡灶神、风雨云雷之神；(2)淫祠类，附会宗教，藉神敛钱，或依附木偶或沿袭《齐东野语》者，如张仙、送子娘娘、财神、二郎、齐天大圣、瘟神、痘神、玄坛、时迁庙、宋江庙、狐仙庙，均应从严取缔禁绝。 在这样一股波澜壮阔的废庙浪潮下，宗教界难免感到人人自危、寺庙难保。正如“神祠存废标准令”的作者自己所说的，他们的方案还不很周全，要求地方及时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在那一时期，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并没有一定之数。一方面，还有众多神明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没有被列入“标准令”，不知该毁还是该存；另一方面，许多庙宇往往供奉几位甚至几十位神明，如每个东岳庙都有地藏王，每个妈祖庙都有观音菩萨，每个孔庙都有文昌阁......。如果将一个庙的部分、甚至是主体废除，剩余的部分又如何处理？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许多历史悠久的神庙变成了废墟。在法律的名义下，地方强人与豪吏将庙产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私产，然而这只是事态的表层。 如所周知，自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兼容性形成并发展了“三教归一”的宗教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后来中国国家鼎立的重要基础，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一旦这个结合完好的总构架的一部分被破坏，历世以来所构造的文化体系也就不复能存在了。近代中国对自己的宗教文化在物质上、理论上的剥夺与打击，使道教在它的本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