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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教研究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 鉴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对近百年来的道教研究成就作全面的论述，而仅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作简略的介绍。首先，就各地的研究机构来说，我们可以将全世界的道教研究分为三个地区：中国、日本和欧洲(尤其是法国)。这三个地区的研究工作差不多都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有关日本道教研究的历史与状况，已被多次介绍过，如酒井忠夫和野口铁郎的《日本的道教研究》 (发表在《道教之总合的研究》)。关于欧洲的研究结果，本人已经写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报告，[18]欧美的有关学术著作目录是已故Anna Seidel 女士编纂的。[19] 这里将着重回顾道教在中国本土的研究发展史。虽然它的贡献非常大，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研究道教的学者为数不多，著作量也相当有限。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人是刘师培 (1884-1919)，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刘毓崧 (1818-1867)的后代。1910年，他在北京白云观读《道藏》。在后来的《读道藏记》的序中，他叙述了这段经历： “迄于咸、同之际，南《藏》毁于兵，北《藏》虽存，览者逾勘，士弗悦学，斯其征矣。予以庚戌(1910)孟冬旅居北京白云观，乃启阅全《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 当然，刘氏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看完《道藏》的，而且在他1934年出版的《读道藏记》中并没有多少提要。但因为刘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学者，他到白云关读《道藏》的故事后来成了一段佳话，所以此事还是颇有影响的。 第二个道教学者是陈垣 (1880-1971)。他是广东人，因上教会学校，就信了天主教。后来他对宗教史产生兴趣，并成为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山鼻祖。他收集了各种宗教的资料。由于在他之前没人整理过道教方面的文献，所以陈垣在二十年代集中收集道教碑文，编成一部《道家金石略》。这本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汇篇，只是到了1988年才得到校补和出版。但在正式出版前，陈氏常常利用那些数据撰写论文。比方说，他在 1941 年发表的具有很大影响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 道教研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它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大明道藏经》几乎丧失殆尽，仅存的几套也残缺不全，它的书版在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时被销毁了。到清末，只有北京和上海白云观的《道藏》还比较完整，但一般的学者也不容易见到。幸运的是，民国初年，徐世昌总统借了北京白云观的藏本以重印。他请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主持此事，康有为、梁启超都参加了编辑委员会。三年之后(1926)大功告成，新版《道藏》一共印了 350 套，每套1120 册，价钱 800银圆，当时中国的图书馆无力购买，所以大部分卖给到了国外。此后，学者们才有机会一睹《道藏》真颜。最早读《道藏》的人士中，有上海的陈撄宁先生(1880-1969)。他原来学中医，后来广访道观，研究丹法，在上海成立了“仙学院”。他的工作在现代道教界与医学界有广泛的影响。陈撄宁也说他通读了《道藏》，但我们没有得到他的研究结果。陈撄宁先生对道教研究和道教存在的贡献很大。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传统的中医和道教的养生术往往受到新知识界和政治分子的鄙视和毁谤，陈先生勇于宣扬“神仙之学”和“道学”，给中国古老的学术一种新的尊严。 另一位不同风格的学者是陈国符教授(1914-2000年)。他原是化学家，并出身于常熟道士世家。陈教授早年在德国留学，对中国科技史、尤其对黄白术有兴趣。1942年他从德国回国，在西南大学执教。他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对《道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获益于他的科学家素养与道士家教，陈国符撰写了一本精彩而重要的专著 -- 《道藏源流考》。此书1949年在上海首次出版，1962 年又出了一个增订本。 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的执教汤用彤先生(1893-1984)，也是较早对道教产生兴趣的中国学者之一。汤先生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专家，他发现汉代和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汉朝《太平经》的问题。在昆明，汤用彤指导他的学生王明校勘《道藏》所保存的《太平经》残本，后来王明将这一成果结集出版为《太平经合校》，这本书在当代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许地山先生(1892-1941)在早期道教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是唯一一个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在燕京大学毕业后，许地山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他是第一个以国际学术的水平来研究道教。1934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道教史》上编，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堪称当时最科学的作品。许地山先生也很博学。出版于1940年的《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旁征博引，立论新颖，是迄今为止对扶鸾问题所做的最深刻、最完整的研究。遗憾的是，许先生过早离开人世，他的未竟事业在许多年里后继无人，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冯友兰教授，也对道教史有兴趣。那时冯友兰已经出版了他的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并在昆明继续研究道教。冯教授认为“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个不反对科学的宗教”，而且基本上与中国科学发展史很有关系。在“五四运动”将科学与宗教视为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学风下，冯先生提出这个看法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青年时代的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也在西南地区从事他日后卓有成效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冯教授对道教的这个论断，无疑对他的研究方向有极大的影响。他后来提出的道教为中国科学之根本、科技发展之来源的理论，与此不无关系。 这里还值得一提是敦煌卷子的道经，虽然它的数量不很多，但保存了一些后来失传的书籍，对道教研究还是很重要。敦煌卷子的大部分在二十世纪初流到欧洲，但欧洲的研究者不多。五十年代，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在英国找到了《老子想尔注》的残本，并把它校勘出版。这是将道家和道教结合起来研究的特有例子，其成果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在1960 年出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的第二版出在1962年。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再没有什么关于道教的出版物。总而言之，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关于道教的著作并不很多，但它们在学术方面的作用还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有了那些专着，道教研究在中国就慢慢变成了一种“可学”之学。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完全断绝了与外国同行的联系，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对日本和欧洲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这对他们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发现外国人对道教(包括哲学、中医、《易经》、房中、饮食、武术等)有很大的兴趣，老子《道德经》已成为许多不同语种的经典。国外这种经久不衰的时髦，促使大陆学者开始参阅外国关于道教的书籍，这也帮助他们在国内得到做类似研究工作的机会，并获得进行学术交流的可能。 八十年以来，关于道教的书刊越来越多，学术讨论会也时常举行。1980年，中国政府恢复了中国道教协会，接着开放了北京白云观和成都青城山等道教庙宇。近几年的春节，北京白云观的庙会往往有数十万人进香祈安。成都青城山、青羊宫，西安的八仙宫等大庙也是人山人海。目前，上海城隍庙已经恢复，北京东岳庙也以民俗博物馆的面目得以修复开放。当然，现在的恢复活动还不能达到道教原来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与水平。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所探讨的，一百多年来道教在它的本土受到很大的破坏。在那个危机时期，研究道教的人士大概都想过它可能万劫不复了。然而，这个危机已经过去，道教还活着。这对全世界文明来说是一大福音。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促进推动了这个良好的转化。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次，道教的复兴不仅是我们研究者的光荣，同时更是人文科学的一大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