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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亦平 若谈到日本道教研究就必定会提到福永光司。 福永光司（ふくながみつじ，1918－2001）作为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他出版了一系列观点独特、内容精彩的道教研究著作，而且还在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在中日文化视野下，围绕着道教与日本思想文化而展开。  福永光司（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从实证主义出发，通过对中日古典文献的爬梳剔抉，以历史叙述与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道教对日本的神道信仰、天皇制度、哲学思想和文化习俗的影响。这既触发了日本人对自己国家起源于神代历史和“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神圣感情，也推动了中国人对道教在东亚社会影响力的思考，同时还引导了西方学者对道教在东亚传播的看法。 福永光司与道教之缘：童年记忆和从军经历 福永光司曾任东京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关西大学教授、北九州大学教授等职，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与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道家和道教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福永光司之所以进入道教研究领域，似与他早年生活经历中“所具有的先验性根源主要在两个地方”密切相关：一是他度过幼年、少年时光的家乡北九州中津，二是二战末期到战后度过苦难从军生涯的中国。 福永光司是北九州大分县中津市人。中津市面向大海，境内多山，绿树葱茏，气候温和，自古被称为“丰国”，据说是古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约157－247年）建国的地方。此地神社佛寺林立，长期以来流行着祈天神、拜灶神、祛旱魃、求雨术等类似于中国道教的信仰与风俗。福永光司就是在这种宗教文化氛围中长大的。  卑弥呼女王（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42年，福永光司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不久就作为南下支那派遣军师团副官随军转战太平洋地区，后来到中国广东。在这个古代称为“百越”的地方，他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习俗，了解中国民间宗教的原生态。在残酷的战争中，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而福永光司有空就诵读随身携带的《庄子》，以此来缓解紧张情绪，于绝望中寻找着希望，最后他在中国广东迎来了二战的结束，重返日本。 一个人年轻时所经历的生存性体验往往会影响他一生的事业发展。退伍后，福永光司先去京都大学文化研究所读了两年研究生，毕业后又去大阪府立北野高等学校、爱知艺术大学（现爱知教育大学）任教。1961年，福永光司返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始将“京都学派”的学术倾向与治学方法贯穿到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 “从先秦时代的‘道家’，到魏晋以后‘道教’的演变，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60年代，福永光司陆续将《庄子》《老子》译成日文。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文本的理解和再创作的过程，福永光司曾表达自己的翻译理念：“既然要把玄而又玄，难以把握的《老子》文章，用书面语言表现出来，把其混沌逻辑分明地加以译解，就要遵从书面语言的‘自然性’，尽可能正确地解读《老子》的文章。”此后，福永光司陆续撰写了一批研究老庄道家的论文，不仅提出庄子是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者等新颖观点，而且还提出“从先秦时代的‘道家’，到魏晋以后‘道教’的演变，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福永光司家乡：北九州大分县（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由此，他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老庄道家的影响问题，如《关于王充思想——王充和老庄思想》着重探讨王充思想与道家的联系；《僧肇与老庄思想》则研究老庄思想对佛教的影响。后来，福永光司又将研究视线转向了具有老庄风骨的魏晋玄学，从1958至1970年，他在《东方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阮籍における惧れと慰め——阮籍の生活と思想》、《谢灵运の思想》、《嵇康における自我の问题——嵇康の生活と思想》、《陶渊明の“真”について——陶渊明の思想とその周边》、《郭象の〈莊子注〉と向秀の〈莊子注〉——郭象盜窃説についての疑问》、《〈大人赋〉の思想的系谱——籍赋の文学と老庄の哲学》等数十篇论文，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的玄学家。这些研究玄学的成果既体现了福永光司对老庄道家影响的理解，也为其后的道教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道教之初，福永光司既要面对那种认为道教是“属于脱离实际理论的异端”因而没有研究价值的看法，也要面对日本学者长期以来有关“道教与日本”的争论。 争论的源起是因被誉为20世纪日本“最大的东洋学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提出“道教作为思想是浅薄的、基本上不值得注意的，但它在社会中逐渐取得势力，又不是无意义的”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中国民族宗教而形成的道教，没有以宗教的形式传入日本，不过，与之相关的一些书籍或知识无疑被输入了”。因此，在日本可以看到道教的某些因素，例如“天皇的尊称”就是“来自道教的有关的书籍”，“神道”这样的词汇也是从道教中借用。但道教（某些因素）的传入，既没有在日本形成一种能够主导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信仰，也没有产生像佛教与儒学那样的文化影响。 而另一方以黑板胜美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至迟在奈良、平安时期，中国道教的经典、长生信仰、鬼神信仰、方术、科仪等就大量传入日本，对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学者道外论道之原因：民族主义思想与佛学僧之影响。 为什么这些对道教进行拓荒性研究的日本学者大多“道外论道”，有时还对道教往往抱有“傲慢与偏见”，且评价较低呢？福永光司在《日本の古代史と中国の道教——以天皇の思想と信仰を中心として》中作了分析：“在日本，这种认识的形成和普及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以江户时代本居宣长等人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思想家们的观点……另一原因是佛学僧的主张。”  津田左右吉（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指出：“由于国学者和佛学僧们的宣扬，这一神学（指道教哲学）在日本受到普遍的轻视，或说是无视（古有收于奈良时代的葛井广成《经国集》的《对策文》和收于吉备真备《私教类聚》的《仙道不用》论等，今有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与日本》和和辻哲郎《日本精神史研究》等日本文化论为代表）。迄今为止，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们关于日本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仍只专注于佛教，几乎没有学者想对道教神学或教义进行学术性研究，并对其教义与日本古代宗教思想的密切关系进行实证探究。”当国学家和佛学僧把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尊重放到学术研究上，这时所形成的对文化与历史的看法，其实就不是探求事件真实原貌而是一种感情宣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