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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开放及对外交流空前繁荣的唐代，早已传入中国的佛教依旧方兴未艾，西方传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亦先后流行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随着中外学者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及有关考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学术界已开始慢慢认识到：唐代长安等地所流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及佛教的部分宗派等并不完全是直接来自西亚、罗马、印度或经中亚而传播来的宗教，而是指其在东传的过程中，受到中亚等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带有中亚风格与色彩的宗教。换句话说，唐代中原一带的外来宗教与中亚文明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学者多就某个方面或有提及，目前还未有人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论述。本文即试以唐代都城长安为中心，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所创立的宗教，波斯人称之为琐罗亚斯德教。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崇拜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为至高之神。以波斯古经《阿维斯塔》(Avesta)为经典，其祭礼的主要特点就是在露天的祭台上燃放圣火，认为通过崇拜圣火可以与神沟通，故又称拜火教，此教在古波斯及萨珊波斯时被定为国教。由于萨珊波斯在欧亚社会的交往中处于十分活跃的地位，拜火教后亦广泛流行于广大的中亚地区，在粟特、花剌子模、七河流域等地发现了大批的殓葬死者(拜火教徒)烧余之骸骨的小棺材。这种小棺材，亦称“盛骨瓮”(或称纳骨器)，王室用金瓮。《隋书》卷93《石国传》云：“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制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华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而民间则流行陶制盛骨瓮，其形状不一，主要是长方形和椭圆形瓮状，内装死者骨殖，外饰各种人、动物、植物或其他图案。在今天中国新疆焉耆、吉木萨尔等地也曾发现与七河流域类似的盛骨瓮[1] 185-194，但多为素面，而且没有装饰。前苏联学者根据在萨马尔罕发现的陶制骨灰盒认为这种用专门的棺材盛置尸骨的安葬方法与波斯地区不同，波斯的拜火教信徒是将尸骨安葬于一种圆形的无顶盖的石塔上，以便让其自然风化。[2] 此外，与萨珊波斯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不同，中亚地区没有将其定为国教，因为这里不曾有过统一的国家，其地区存在着多神崇拜。前苏联学者加富罗夫亦根据在粟特地区发现的某些宗教仪式用具和壁画，断定粟特人的拜火教和当时伊朗萨珊王朝典型的拜火教有很大差别。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的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与月亮)。[3] 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斯塔维斯基亦认为：前穆斯林时期中亚地区这种有别于萨珊伊朗正统琐罗亚斯德教的官定的神祇的多神崇拜，可以相对地称为马兹达教，它是东伊兰地区主要是中亚和北阿富汗地区的特色。[4] 242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中亚粟特地区的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一点，如布哈拉的瓦拉赫沙古城，撒马尔罕的阿弗拉希阿勃古城以及撒马尔罕之东约60公里的片治肯特古城的6—8世纪的壁画中，就有诸多祆神形象。 南北朝时，这种中亚化马兹达教亦通过今新疆传入内地，称“胡天”或“天神”。其信教群体主要是东来的以粟特诸部为主的伊朗系人种的各个民族，他们往往以商团的形式进入中国从事贸易活动，在一些重要的城镇及交通要道，建立他们的聚落。故凡是在丝路沿线粟特移民聚落区内，都有该教活动的记载。在高昌麴氏王朝时期的文书中，就有一种神祠称为“胡天”，至唐代西州时期，则称为胡祆。《魏书·高昌传》云高昌地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同书《焉耆传》云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而北魏、北齐、北周的统治者亦有信奉胡天者。北魏灵太后时(516—527)，曾临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以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5] 卷13《皇后列传一》，显然是独信胡天神。北齐后主末年亦“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徕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6] 卷7《礼仪志》姜伯勤先生通过对吐鲁番出土高昌时期的文书研究认为：在十六国北朝时期流行的祆教，即所谓的“胡天”崇拜，主要即指中亚马兹达教或粟特人对Baga(或称Adbag)的崇拜。其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524号墓所出《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牛羊供祀帐》中有云“丁谷天。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认为此“大坞”之坞为一种设防的城堡或庄堡，而“阿摩”2字之中古河西音拟音为' a, ba, 是粟特语Adbag对音，因此“大坞阿摩”即大城堡奉祀的Adbag神。粟特语的Adbag意为大神，是粟特人对祆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的称呼，粟特人避讳，避免直称其名，故称大神Adbag。而Baga即是“胡天”神，亦即祆神。[4] 243-260 至唐时，这种“胡天”又称“胡祆”或祆神，其多神崇拜的特点比较明显，同时又加杂一些幻术成分。敦煌文书S. 367《沙州伊州地志》(所记唐前期事)记伊州(即伊吾，今新疆哈密)“火祆庙中有素书(即素画)形象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应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受游击将军”。[7] 41-42 P. 2005《沙州图经》(约在唐高宗时期)卷3记敦煌祆神庙云：“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7] 13看来中土的祆教保留了各种圣像崇拜，并掺杂一些西域幻术成分。另外，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书P. 4518中的一幅纸本白画有两位女神像的图画，左面一位一手执盅，一手执盘，盘中蹲坐一小犬；右面的女神共有四臂，后两臂一手执日，一手执月，前面两臂一手执蛇，一手执蝎。其风格与粟特地区阿弗拉西阿勃壁画及片吉肯特ⅩⅩⅣ：13号地点壁画上的若干男女粟特神像非常相似，有学者认为他们都应纳入祆教的粟特神祇。[8] 此后，更有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敦煌白画中着汉装的四臂女神正是粟特娜娜女神的流变形态。[1] 269 隋唐时期，中国同西方的交往更加密切而频繁，更有一批胡人深入内地，当时长安、洛阳等地聚居不少这类以粟特人为主的伊朗系人种的各个民族。这种祆教信仰亦被带进来，据韦述《两京新记》等书记载，长安城就设有五处祆祠，分布在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街南之西，此外崇化坊亦立有一处祆祠。洛阳有四处祆祠，分布在会节坊、立德坊、修善坊、南市西坊[9] 等。这些祆祠的主要功能就是给来自西域、中亚等地的移民提供一个宗教活动的场所。长安等地区应与丝路沿线的其他地区如高昌、焉耆、伊吾、敦煌等地一样，亦主要流行中亚化的马兹达教(祆教)。最主要的就是它仍保留了中亚一带多神崇拜及一些西域幻术的成分，前引《沙州伊州地志》即记载伊州祆主翟槃陀在贞观初就已在长安进行了所谓以刀刺腹等的下神幻术表演。另外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祅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僧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血，……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同卷又记：“凉州祆神祠，至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10] 卷3文中提到的所谓的“酬神”、“西祆神”，都是中亚一带多神崇拜的表现；而伊州、凉州、洛阳等地的祆祠在祭神过程中所表演的西域幻术，也体现出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长安亦有数处祆祠，其祭神情况大概也当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唐代这种与百戏(西域幻术等)相结合的祆神崇拜与具有完整宗教体系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已有本质上的不同，不可等量齐观。[11] 亦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火祆教“已非波斯本土之正宗，而为昭武九姓之变种”。[12] 值得注意的是，祆教在东传过程中，亦与佛教相杂糅。前引《魏书·高昌传》云高昌地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敦煌S. 272号“大蕃国庚辰五年廿三日沙州”所书《太史杂占历》中即有“将佛似祆”的记载。[4] 248前述敦煌发现的具有祆教特征的图本发现在佛教石窟当中，似乎也透露出这幅画像后来已被看做是佛教图像。[13] 而长安城同一坊内祆祠往往与众多佛寺林立，布政坊的祆祠就是同坊内之佛寺如善果寺、镇国大般若寺、法海寺、济法寺、明觉寺等并列存在，似亦可说明这一点。韦述的《两京新记》卷3记长安布政坊胡祆祠：“武德四年(621)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为摩醯首罗也”，这正是以佛教的眼光看祆教图像的结果。[14] 唐代中后期，河西路绝，许多中亚胡人转为佛门弟子，长安一带亦有不少中亚祆教徒转为佛门弟子，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佛教对祆教的渗透。[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