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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外，唐代佛教也存在着这个特点。佛教虽然很早就由印度传入内地，并在中国深深扎下根来，唐代的多数统治亦大力倡佛。但其实自汉以来，来中国的译经僧多为中亚人，故早期传来东土的佛教并不是面目全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流行于中亚及西域一带的佛教或经过中亚这个中介而带有中亚化的佛教。据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初集及二集记载，东汉和三国时来中国的译经僧，主要是中亚的月支人(大月支人)和康居人(主要指粟特人)。如较为有名的安世高、支谶，此外还有支曜、支谦、康孟祥、康僧铠等。而且即便是唐时流行于西域及内地的佛教，亦不是纯粹印度的面貌。如“和尚”一词，张广达据7世纪前半期玄应《一切经音义》记载，是来自于阗语，而不是译自梵语[24] 1-13；而“佛”这个最基本的术语，季羡林先生认为其不是梵语Buddha的对音，而是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已不存在了的古代语言中表示“佛”的单词的对音。[25] 此外，张广达先生亦认为佛教义也会在中亚等地经过某种加工，或是其内容被增添某些地方的货色而后传中国内地，像唐代早期流行的华严信仰中，有不少于阗人的贡献。如华言初译固然出自印度的佛驮跋陀罗，然而汉地译本乃支法领得自于阗者。300年后，则天武后以华言处会未备，复发使访经，目的仍是于阗，并随经请来了于阗高僧实叉难陀。在佛像方面，汉地盛行的华严主尊毗卢遮那(Vairocana，卢舍那)，溯其源流，亦当出自于阗，这有于阗很早以来即存在着体现大千世界的毗卢遮那的很多造像为证。[24] 1-13 除此之外，南宋赞宁的《宋高僧传》记载了不少来长安的中亚僧人，如华严宗的开创者贤首法师法藏，即来自中亚康国，他曾和玄奘等在长安译场译经，武则天时期，他在译场还“首登其数”，后于阗高僧实叉难陀赉《华严》“梵夹至，同义净、复礼译出真经”，因而成为内地华严宗祖师。还有来自何国的释僧伽，中宗时受诏赴“内道场，帝御法宴，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来自石国的释神会，其因祖父徙居而家于岐，遂为凤翔人，后“德充慧广，郁为禅宗”；来自吐火罗国的释弥陀山，曾与实叉难陀、康法藏等在长安等地共同译经。[26] 卷5，卷18，卷9，卷2而《大西域求法高僧传》还记有康国人僧伽跋摩，其人“少出流沙，游步京辇，禀素崇信，戒行清严”[27] 卷上等等。鉴于此，我们或可认为随着唐代不少中亚僧人等来长安译经传教，可能会将一部分中亚因素带进来，即唐代佛教的发展，有不少是受中亚的影响。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总之，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东西文明的交流主要是靠间接的陆路交通，即必须经过中亚这个中间环节及纽带，跨越中间地带的现象是很少见的。而中亚地区本身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多民族地区，东西文明经过这里往往加进了当地的一些东西而产生一些变化，但仍以原来的名称向东西方传播，殊不知这种原名义的东西其实本身已带有了很多地方化的色彩。正如学者蔡鸿生先生所指出：在中古时代，由于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才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才不至于架空力说。[28] 我们从上述对唐代三夷教等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发生流变的探讨可以看出文化交流在空间上的变迁及涵化，使得文化本原的面貌反而模糊不清，中间地带的文化色彩更浓厚。因而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能够全面地理解东西文明的交流，也能更好地理解文明的纽带——丝绸之路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及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