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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陈景元《老子注》的生命政治学(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2 道教之音 佚名 参加讨论

    清静自然
    清静又称为“雌静”,“雌静”乃自然之妙用,治身治国者皆当以雌静自守:“大人量包宇宙,气含阴阳,所为雌静,则生死王衰不入于胸中,雌静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国者,当以雌静自守。” 治身治国者只要坚守“雌静”,阴阳不能移,寒暑不能变,兴废无常变成“历数之常”,盖因“雌静”乃自然之妙用。无论治身治国,躁强犯物性,为死本,清静全物真,为生根:“躁为死本,静为生根者,以况君王躁强则拒敌饰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国凋敝,是谓躁强则寂然而寒薄,寒薄则衰灭矣。静理则垂拱无为,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谓静理则煦然而人和,人和则隆盛矣。” 君王以清静治理则无为,社会和谐,国家兴隆繁盛。只有清静可以持众事为天下之中正,做到治国社稷永安,治身长生久视:“夫至清者在浊而物莫能滑,至静者处动而事莫能挠,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辩,则有不敝、不穷、若屈、若缺、若讷以对之,惟清惟静则可以持众事而为天下之中正也。庄子曰:‘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也。” 清静厚重为根本,躁动轻浮为枝叶,治身治国都要守道之重静:“夫草木花叶,轻脆而居标枝者,则为风霜之所零落,根本坚重而处于深下者,则物莫能伤而长存。以况治身治国,当以厚重为根本。夫龙蛇蟠屈沉静,则能变化升腾,虎豹威猛躁动,故遭射猎夭亏。以况治身者,心安静则万神和悦,故无嗜欲奔躁之患;治国者,君无为则百姓乐康,故无权臣挠乱之忧也。” 离弃了“道”之重静而行轻躁,对身体的危害不小:“君子若离道之重静,以行轻躁,其于身患岂为细哉!”因此之故,“至人君子常憺怕其心,不以纷华荣观为美,无为宴安超然,远寄遗其骄侈,此亦守重静之旨也。” 对于人君来说,去躁动而守重静尤其重要,这不仅关系身体健康长寿,而且连结大宝之位得失:“为万乘之尊,处大宝之位,岂可不守重静,轻身纵欲哉?”“人君不守无为清静,躁动扰民,则失其君位而丧其天和矣。”
    人君治身治国因任自然也是题中之义:“古之善为道治身化民者,自修胸中之诚,使道洽于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亲誉莫间也。不欲其教令,使物欣欣悴悴而智诈萌生,将以导斯民于质朴而复自然也。” 这里解释老子所谓“愚民”的含义,就是教化引导百姓回归质朴自然的本性,民复其本性则有“自然之治”的效果。陈景元身国同治的生命政治学建立在对人性的分析上:“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圣人以不欲不学为教者,以佐万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为异端,恐失其大本也。” 人的天性清静,天性质朴,圣人之治顺其自然,各遂其性。实际上,百姓心中的欲望,常想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满足其要求,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体道虚心,物感斯应,感既不一,故应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岂非以百姓心为心乎?” 圣人之治不违人性,顺人性为化,天下无有不善:“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圣人不违其性,应之以善。其性本善者,圣人固以上善辅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圣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迁其心为善矣。则天下无有不善者,此乃圣人顺物性为化,终不役物使从己也。” 圣人之治不夺百姓之志,能够顺任人之性情,天下无有不信:“夫百姓有好信之诚者,圣人不夺其志,应之以信,其信确然者,圣人固以大信辅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诚其信者,圣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发其诚为信矣。则天下无有不信者,此乃圣人能任物情,非爱利之使为也。” 圣人之治不逆百姓之情,百姓为圣德感化,各遂其能,效圣人自然之法,而圣人抚念百姓如赤子:“圣人以无为德化,不逆万物之情,故百姓被其圣德而各遂其能。明者为眂,聪者为听,皆倾注其耳目以效圣人自然之法,而圣人冕旒垂目、黈纩塞耳,不劳身于聪明,不察物于幽隐,抚念苍生,皆如赤子,故曰孩之。” 古代人君,心虚澹而冥自然,随顺百姓之性,认同百姓之欲,故能无往不可,治化天下:“古之人君在天下也,虽治迹忧勤同乎民事,而心常虚澹,冥乎自然,故能体化合变,无往不可,磅礴万物以为一,而无物不然,为天下之民浑其心而同其欲,顺其性而同其化,孰弊弊焉劳神苦思,以事为事,然后能乎?” 圣人修身治国,如道之生物,任其自成,如德之养物,不禁其性,此乃圣人的“玄德”,这种“玄德”表面与物相违,实质上其理与民相同,同为自然境界:“修身治国……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养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万物卓尔独生,圣人岂有乎哉?群类各自营为,圣人何恃乎哉?物自长养,圣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极,是谓玄德也。” “夫圣人之玄德,深不可知,远不可窥,然观其迹似与物违戾,究其理则与民同归,然后入于自然之境而无所不然者,谓之大顺矣。” 自然境界符合天道,天道高明,而人的认识近蔽,以之取代高明天道,必定失去自然之治:“夫天道高明,人识近蔽,用近蔽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缪误而失自然之治矣。” 正是因为如此:“王者当法象二仪,取则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将因无为,与道同体,其所任物,咸归自然,谓王者法天地则至道也。” 至道即天道,天道自然,圣人修身治国“咸归自然”。有道之君守清静,任自然,不贪财,不哀乐生死,不荣丑穷达,无祸无福:“夫祸藏福中,有福而憍矜则祸至;福隐祸内,有祸而戒慎则福来。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静,任之以自然,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如是则祸福倚伏于何而有哉?”
    爱民无私
    为何必须爱民?陈景元回答:“就国求之,则有士农工商万民之号,无有名为国者,合之则为国矣。忽群材,舆何以成?弃万民,国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爱民也。” 因为国由民构成,无民则无国,故侯王治理国家一定要爱民。侯王爱民当谦逊而不以贵高自恃:“王者贯三才而为主,统万物而有之,当谦以自牧,寄托群才也,言王侯无以贵高自恃,若恃之则失清静之化,百官失职,万民不归,致蟨败之虞、颠仆之祸。” 道理很简单,侯王自恃高贵,就会失清静之化,导致“万民不归”,治国失败。侯王爱民应不扰动民:“夫治万乘之国,若烹肤寸之鲜,调其水火使其自熟则全;若挠之则鱼伤,鱼伤则糜烂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则安,若扰之则民伤,民伤则溃乱矣。” 扰动民则民伤,民伤则国乱。侯王爱民应节俭民财,重积德茂养百姓,百姓富则天下向慕,社稷长久:“夫节俭民财,爱啬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从于道,使人悦神和,故曰重积德。”“有国之母谓重积德也,德可以茂养百姓,百姓丰厚,则社稷福祚可以长久矣。”“夫重积德之士,可以临御百姓,四方向慕,无有不克伏者也。” 反之,国君聚敛民财无已,夺民时,好淫巧,忘民事,废本业,民力殚竭,此非圣人之道:“夫入其国,其政教可知也:观朝阙甚修除,墙宇甚雕峻,则知国君好土木之功,多游嬉之娱矣。观田野甚荒芜,农事失耕治,则知国君好力役、夺民时矣。观仓禀甚空虚,农夫多殍饿,则知国君好末作废本业矣。观衣服多文采、质丧而贵华,则知国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观佩带皆利剑,刚强而竞鬬,则知国君好武勇、生国患矣。观饮食常厌饫烹肥而击鲜,则知国君好醉饱、忘民事矣。观资货常有余,务多藏珍异,则知国君好聚敛、困民财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聚敛无已,民力殚竭,非圣人之道也。” 赋敛重使民贫,民贫国也穷,国本动摇,故侯王爱民应以民为国本:“夫民者,国之本也,政令烦则赋敛重,民贫乏则国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资下而立,君税取多则上下同饥,剥下盈上则君人俱弊。” 民贫穷枯竭的原因,还在于政教之苛察:“不穷其民,故无逸民,不穷其马,故无逸马,马之蹶败,由策御之过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 “夫政令烦苛,赋敛重大,而民亡本业,亡业则触法犯禁,轻就死地,以其各求养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惧,逆白刃而不惊者,故曰是以轻死。” 政令繁琐苛察,赋敛重大,剥夺民生需求,违背民之常性,使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挺而走险:“夫人生而静天之性,乐生恶死人之常,耕而食,织而衣,安其居,乐其业,养生葬死,此世之常礼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无枉滥,皆得其死。民生死得常,则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无为,禁网繁密,民不聊生,盗窃为非,欺绐生乱,小恐惴惴而怀惊,大恐缦缦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诛之令恐惧良民哉?” 法令滋彰,使民常畏死,反使得顺化之民生奸诈之心,祸乱大作:“人之自然也,含餔而熙乎憺怕,鼓腹而游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将至,此顺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动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则偷安其生,而兴奇变奸诈之心,以矫其法令,奸诈生而祸乱作”。 《道德经》所谓:“朝甚除,田甚芜,食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在陈景元眼中,这些全是背离了“道”玩弄权术阴取民,亦即盗取民,且自吹自擂:“上之七事,皆用权术非理而阴取民也,故曰盗,既为盗矣,犹自夸大,故曰盗夸而非道也”。
    总之,有德之君爱民治国,重积德,厚养民,不敛民财,不扰民,以民为国本,归根结底就在于无为无欲,清静自然:“积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国养民者,植根于无为,固蒂于清静,社稷延远,故谓之长生,临御常照,故谓之久视。” 身国同治,长生久视。能施行清静无为,就能做到爱民治国。“旧说曰:治国者爱民如子,临政不可苛虐,赋役不可伤性,务农简事,使民各遂其业而安其生,斯无为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爱养万民,令不伤天性,治国务农,使无繁细,当能清静无为,即是爱民治国之术也。”
    爱民治国没有自私之心,王者之治,应当效法天地无私至公:“夫王者守雌静则与阴同德,所载无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变,将运刚健,则与阳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 无私至公才能长久,反而能够成就其私:“天地生育万物,而圣人外己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岂有自私之心乎?实无私也。无私故能长能久,以其长久,故知能成其私者也。” 有私即有为,有私即陷于绝境:“生而有为,动之死地,为有私故,劝之从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岂无由哉?” 圣人无为故均养无私,深受百姓拥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圣人无为,身在庙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载,而均养无私,大有处谦而不敢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乐推而不厌,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爱之如父母,神明佑之若赤子,故身存也。”  不能均养无私,却损不足以奉有余,自私自利为奸,君病民伤:“夫天地之养人,君民无二,今则损不足以奉有余,逆理也。人神与天神同其至公,自许谓自与之私,是所谓奸也,民从君化,君病则民伤,故劳之。” 君有私之病,民受私之伤,究其根源,在上不在下,因为“民从君化”。 人君当法天道抑强扶弱,损有利无,公平施物:“《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阳主升,阴主降,阳升极天则降,阴降极地则升,此抑高举下张弓之象也。天道盈虚,一章七闰,损日之有余,补月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来,则岁功成矣。人君当法天道,抑强扶弱,损有利无,故举亏盈益谦,欲令称物平施尔。” “问曰:谁能同天道下济以恤于人,减损有余之爵录,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圣君哲人乃能然也。” 呼应天道则公,人神与天神,绝不容私:“应天则公,自圣则私,神岂容私哉?天道佑善,胜果在此矣。” 天道佑公,因为公是善,私为恶。公而不党,以法治物,唯执法而行:“党则不公,私则不明,无心则主不在己,以法治物则事无疑贰,故忘知而无择,唯执法而行,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而用选施教,则事不周,理不至矣。道总包而无遗,有自然之法也。” “以法拣炼物之精粗,以扶天下之道理,用法虽非善,犹愈于无法,无法则道理不立,乱莫甚焉。” 以法治理虽说有不完善之处,但总比没有“治法”好,没有“治法”,道理不立,天下大乱。知常道者,无所不包容,有包容乃公,胸怀坦荡乃公,至公无私,天下向往归心:“夫知常道者,应用万物,善救无弃,而无所不包容也。包容动植,于己无私,则襟怀荡然而至公矣。至公无私,则德用周普,天下无不归往者矣。” 以上是陈景元对爱民无私的言说,从中可以发现,“爱民无私”与“清静无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治身治国方略,没有“清静无为”,也就没有“爱民无私”,反之亦然。
    简易无知
    “大道”无为清静,至公无私,而实行“道”的人君以“简易”办事,便引导百姓进入“清静之域”,假如行政施为繁琐,便引导百姓走向“贪浊”,这就不符合“简易之道”,在政治上是令人生畏的:“大道者,无为清静、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为,施为简易,则导民于清静之域,施为烦挠,则引民于贪浊,独有所施为是可畏,畏其不合于古道也。” 人君不行“简易之道”,就意味着征收百姓沉重的赋敛:“政令烦则赋敛重”。 “政令烦苛,赋敛重大”。 这是“有为”所导致的:“有为则政烦,无为则简易,易则易从,烦则难治。”  “有为”带来的繁琐政治,使得天下难以治理,只有以“无为简易”施政,才是国家的福音:“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国者,则必以无为简易为事,致民安静,是国之福也。” 因此之故,圣人施政无为无事,简便易知:“圣人不为难大之事,而无为无事,易简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业也。” 老子所谓无为无事、不出户知天下、行不言之教等都属于“简易之道”,言简意赅,容易操作:“经曰:‘为无为,事无事。’又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并是无为分内简易之道,言则不繁,行则不劳,是易知是行也。” 无为而治实行不言之教,实行德化,简便易行:“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镇以无名之朴,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简易,无所施为”。  可惜这一“南面之至术”的“简易之道”,天下很少有人能做到:“故知清静简易之道,诚南面之至术,天下稀及之也。”
    人君治身治国都行清静简易之道,而要把自己清静简易之道的政治“智慧”传达给天下百姓明白,那就莫如常守“无知”。“旧说曰:……治身者虽有慧照之心,聪明通达,若无见闻。治国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达海内,当塞聪蔽明,能如无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谓有道。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达天下者,先须收视反听,常守无知,即是明白四达之原也。” “无知”要求人君在治理天下时,去掉“功用陈迹之圣”,放弃“揣摩纵横之智”,由此“祸乱不作”:“智者谓权变谋虑揣摩纵横之智,弃之者欲归于无为也。经曰‘以智治国国之贼。’夫不显功用陈迹之圣,不用揣摩纵横之智,则奸宄不生、祸乱不作,民如童蒙”。  用权变谋虑揣摩纵横之智治身治国,结果毫无疑问是亡身亡国,“无知”不用智治身治国,泽民福国:“夫用智者,害政蠹民,为国之贼,以致亡身丧家,是以为不用智者楷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泽民,为国之福,以致荣乡显族,是亦为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 以智治国的表现形式即是“修崇礼教”,实乃“国之贼”。礼教繁琐引发动乱,多变之智生出奸诈,远不如“无知”,藏识藏智,返回朴实无华:“夫修崇礼教者,智也。智为先见,故曰前识。识既先物,安能忘怀,故以智治国国之贼,岂非道之华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识藏智,何思何虑,则反其质素矣。礼烦则乱,智变则诈,必然之理也。” 以先圣治天下之道反观当今,若天下之民皆如童蒙,无欲无知,先圣之道德明白遍达天下:“以先圣治天下之道反观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无欲无知,则其德乃普矣。” 圣人“无知”,在于其“守自然而不学”,世俗之智,丢失真性,务求外学:“世俗损天真以务外学,而失分内之真性,圣人守自然而不学,保分内之天和”。 可见,“无知”的人性论基础在于坚守自身本来面目的“真性”、“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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