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任宗权道长 就浙江而言，全国十大洞天，浙江占有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占有十；七十二福地，浙江占十八。而江苏的茅山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曾赢得了“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等美誉；苏州玄妙观更是闻名天下。江浙在道教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江浙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往往长期在江浙传道、讲学。较为显著的有魏伯阳、葛玄、葛洪、杜子恭、孙恩、卢循、许迈、陆修静、陶弘景、孙游岳、顾欢、马湘、司马承祯、杜光庭、闾丘方远、罗隐、施肩吾、张无梦、陈景元、张伯端、林灵素、胡莹微、白玉蟾、莫月鼎、王惟一、刘大彬、杜道坚、林灵真、黄公望、金志扬、何道全、闵一得、卫真定等。 南北朝时形成江苏独有的句容茅山上清派。此派的贵盛一直延续到元代，这时全真道教兴起，并且开始传入江浙地区。元大德八年(1304)，茅山道归江西龙虎山正一道派领导。清代，江浙各道派相互融合，茅山道、正一道、全真道相互往来参学。江浙道教著名的宫观有句容茅山道院、苏州玄妙观、天台山、杭州抱朴道院、杭州玉皇山福星观等。江浙的高道们著作繁多，他们撰写了《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真诰》、《悟真篇》、《灵宝领教济度全书》、《太乙金华宗旨》等众多在道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作。江浙本江南水乡，乃正乙、梅花之天下，浙北以清微为主，梅花观觉云、巢云为浙江嗣龙门的主要门派；浙南以清微、灵宝、闾山为主，并且三家揉杂，相互借鉴和渗透：东华中有闾山，闾山中又清微。 1. 江浙全真道教斋醮科仪以及经韵音乐的形成与发展 唐宋江浙道教上清派斋醮科仪以及经韵音乐影响了整个道教将近八百年。江浙名道杜光庭的《道门科范大全》应该汇集了唐代以前天师道和茅山道的斋醮仪式。四川的《广成仪制》是杜光庭的《道门科范大全》派生出来的全真斋醮科仪汇集，而《重刊道藏辑要·全真正韵》很自然受到《广成仪制》的影响。元明全真道教斋醮科仪受唐宋江浙道教影响颇深，确切的说，《全真正韵》的真正根源应该来自江浙道教的茅山与天台的上清宗斋醮科仪以及经韵音乐。 茅山道教奉茅氏三兄弟为祖师，尊魏华存为上清派第一代太师，杨羲为第二代玄师。上清派嗣宗师中，高道辈出，隋唐名道臧矜、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皆秉承上清教旨，各有建树，或为帝王之师，或为士大夫所尚，先后共有8人被尊为国师。茅山道教遍及大江南北，流誉海外，成为江南的道教中心。 唐太宗即位之初，即敕命茅山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建茅山坛宇，为国斋醮。贞观九年(626)，唐太宗敕文遣太史令薛碛，校书郎张道本、太子左内率长史桓法嗣等赴茅山送香油镇彩，金黄色龙玉壁于观所，为国祈恩。[1] 贞观年间，唐太宗多次派中使赴茅山坛场，巡视斋醮，赏赐茅山修斋道士，令“依河图内篇，奉修斋谢”。[2]唐代茅山上清宗坛为国醮祭，名扬天下，唐五代著名文士徐铉就赞茅山华阳洞天，金陵福地，群仙之所都会，景福之所兴作： 故其坛馆之盛，荐亨之殷，修奉之严，樵牧之禁，冠于天下。[3] 唐玄宗时，更是多次派员赴茅山修国醮。茅山高道李含光也与唐玄宗过从甚密，玄宗曾召李含光为度师，并赐衣一裘以申师资之礼，赐号曰“玄静先生”，还召李含光入京请受道法，并请李含光向太上老君转告，“朕志求道要，缅想真仙”。唐玄宗尊奉道教，亲受茅山上清法箓，隶属道门，对道教斋醮仪式犹感兴趣，竭力提倡斋醮法事。《旧唐书·礼仪志》称： 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 唐代茅山道教名冠天下，为道学之所宗。唐代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是道教斋醮活动最盛之地。唐代长安有道观四十三座，洛阳有道观十二座，唐政府设崇玄署，“掌京都诸观之名数，道士之账籍，与其斋醮之事”。[4]开元十年(722)，唐玄宗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唐代皇帝诞辰、忌日及诸节日，要专门举行斋醮法事，敬修功德，为皇帝祈祷。所以说常同茅山道士、道乐之频繁交往，唐玄宗编道曲时自然会受茅山道乐的影响。当时著名的道教宫观以及唐王朝宫廷皆充满着茅山道教音乐气息。唐代是茅山道教、道乐最兴盛之时。 唐代是音乐的天下。杜甫在《赠花卿》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充分表明唐代音乐的广泛普及与空前繁盛。唐帝王的崇道活动使道教科范仪式愈加规范和完备，而科仪的规范和完备也必然推动科仪音乐的发展。崔令钦《新唐书·礼乐志十一》：“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教坊记·序》：“我国家玄玄之允，未闻颂德，高宗乃命白明达造道曲、道调。”不仅如此， “道调”一时间竟由此变成了流行的宫调名。宋王溥《唐会要·诸乐》：“林钟宫，时号道调、道曲、垂拱乐、万国欢。”从道调、道曲的创作动机和乐曲曲名来看，这些道曲是不折不扣的宫廷行为，是宫廷统摄扶持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颂圣内蕴。 不仅如此，唐玄宗还特别喜欢“法曲”，并由此而促使“法曲”大兴。“法曲”，在东晋南北朝时称之为“法乐”，原为含有外来音乐成分的西域各族音乐，后与汉族清商乐结合并逐渐成为隋朝的法曲。迨至唐朝又因与道曲相互融合而发展到极盛阶段。这当然与唐玄宗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新唐书·礼乐志十二》：“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足见当时法曲的地位已十分显赫。元稹在《法曲》一诗中也说：“明皇度曲多新态，婉转浸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乐。”诗中歌颂了唐玄宗善于度曲的艺术才能。“法曲”，正是唐代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音乐大融合的产物。 唐代道教音乐，茅山道乐起着很大的普及、推进作用。首先是由茅山到达天台山的上清宗高道司马承祯的大力弘扬。按陶弘景传王远知，王传潘师正，潘传司马承祯，司马承祯为陶弘景第四代。司马承祯出家茅山，后游名山，隐于天台山之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或“白云道士”。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都，降手敕以赞美之。及将还，遣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又奉召入宫，睿宗问以阴阳术数及治国之事，承祯所答甚合睿宗之意乃赐宝琴及霞纹帔而遣之，公卿赋诗以送者百余人。卢藏用早隐终南山，后登朝居要官；见承祯将还山，手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乃云：“以仆所视，乃仕宦之捷径耳。”[5]开元九年(721)，玄宗遣使迎入京都，亲受法箓，赏赐甚厚。开元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特筑阳台观以居之。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司马承祯卒被谥号“贞一先生”，玄宗为之制碑文。弟子七十余人，以李含光、薛季昌最著。 《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帝(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土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绦制《景云》、《九真》、《紫极》、《小长寿》、《承天》、《顺天乐》六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乐》曲。”司马承真也擅长鼓琴，对于音乐的欣赏于美感有很深的的感悟，他在《素琴传》写道：“诸弦和附，则采采粲粲，若云雪之轻飞焉。众音谐也，则喈喈嚷嚷，若鸾凤之清歌焉。”将良琴于高手的演奏之下各弦相合，众音相溶、音乐韵味美妙明丽，如云雪鸾凤漫舞清歌般的描写出来。足见上清派斋醮音乐技艺以及理论在唐代的领先地位。 天台山是江浙道教发展的重镇之一，在东汉(25-220)时，著名的道教人物葛玄就在这里创立了道教“ 葛真君天台派”。到西晋(265-317)时，魏华存夫人来到天台山修道，被后世尊为上清派第一代祖师。尤其是司马承真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更是名彪史册。 从司马承祯开始，唐代道教音乐以天台和茅山上清宗斋醮科仪以及经韵音乐为根本，逐渐走向皇宫，为唐代音乐史添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因为茅山与天台山道教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使得上清宗斋醮科仪及音乐活动在中国道教的活动中一直十分显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