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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全真词于上世纪90年代被纳入到词学研究体系中。经过20余年的不懈努力，学界对全真词的体制、风格、手法都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尽管文学内部的构建逐渐成型，但当前全真词的研究仍面临着一些困境。因为，全真词并非是一个纯文学文本的集合，王重阳、马钰等全真祖师更多地是用之劝世修道，故其书写内容多是关于全真道的教义、劝人向善的说教以及金元时期的民俗等，而词学家却未必精通宗教、民俗、历史等其他学科知识。反过来说，全真词作为一类特殊的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跨学科研究价值，但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在当今学科分工日益精密化的学术背景下，这就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挖掘这一历史遗产所蕴含的重要价值。 尽管“化育万民”是居庙堂之上的儒家士大夫的道德建设目的，但是这一任务并非专由儒家完成，释道二教宣扬的教义信条与通俗文学竖立的道德典型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市井民众甚至具有比四书五经更大的影响力。这样，三方就受众接受道德教化渠道而言形成互补：士大夫阶层更多受儒家经典影响，平民阶层更多受释道两教与通俗文学影响。1全真词恰恰成为后者的交叉点：一方面，它是全真道教义宣传的重要手段，具有很多道教教化内容；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民众，全真道士创作了“有不少由当时的里巷胡谣、民间俚曲转化而来”2的民间俗曲。全真词的道德教化策略——如何劝人向善就成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一 对一个宗教来说，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总是密不可分的。“离开道德，信仰无法落实；离开信仰，道德无所寄托。”3宗教道德是落实宗教信仰的必要手段，必然要回到宗教信仰上去。就全真道而言，修行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修心性、养道德。“气财色酒，一齐隳逐”才能“祥辉结成九曲”4。道德教化的目的是传播信仰，这是全真劝善词的宗教前提。 全真词道德宣传的最主要形式是直言教条，劝诫人们应该如何做，内容既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又涵盖群体的相处原则。全真道初期崇尚“落魄不羁，乞食于市，短蓑破瓢，眠冰卧雪”5的苦行，要“人人须道，次叙须知。始初屏子休妻。次则离家乞食，无作无为”6，规定出一个弃家修道次序。这就对全真道士的个人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一般群众的教化，全真教更多的是通过强化家庭伦理来实现： 夫唤三郎妻九姐。两椽合得一间舍。骨作樯梁皮作瓦。休夸诧。父娘成就伊居也。 儿愿室家女愿嫁。舅姑修葺何时罢。日日功钱难答谢。听余话。长行孝顺酬斯价。7 ——王喆《渔家傲·赠宁生》 这里以房舍比喻肉身，说明父母鞠养之功不易，需要“长行孝顺”。而“儿愿室家女愿嫁”实际上体现了封建宗法伦理要求下个体应尽的义务。这种思想有利于维系宗族的血缘纽带，故而受到民众欢迎。对于扶危济贫、抚老恤孤等公益行为，全真词也给予大力歌颂。马钰曾连用十首《战掉丑奴儿》写孙公副正设粥济贫之事，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道德典型。这种直言其事的说教方式对文化水平低、信息渠道闭塞的平民群体具有较为显著的宣传效果。 全真词还有一些从反面写名利之害的作品。王重阳词如《集贤宾》等写富贵之人“有骏马”“有轻裘”，出将入相，金银过斗，但功名富贵皆似“水上浮沤”，最终只会“等闲白了少年头”8，如果不靠锤炼心性道德以修炼解脱，功名富贵最终归于虚幻。另外，王重阳还借鉴《庄子》以骷髅讽喻，写“见骷髅，卧卧卧沙堤”9 “骷髅卧，绿莎内”10之可怖景象，以说明光阴有限，需及时修炼。 王重阳词称“富贵与身贫。肯把荣华只取仁。前定缘由今世用，心纯。自是阴功福自臻”11，将社会各阶层间的贫富差距看作“因缘前定”，今世人们贫富贵贱的依据是个人前世的道德状况。犯恶者不仅来世受苦，在地狱中还要受尽折磨。转世之前，阎王要“令小鬼，将业镜前照”12，给鬼魂进行道德审判，对于造业者则要“刀山剑树定跻攀”13，“镬汤浴过铁床寝。铜汁频频饮”14。其描绘的可怕景象对民众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 总之，全真道的道德宣传依托于全真道教义，行善的目的是“得道”。全真道作为新兴的道教教派，更加注重心性道德修养，故而在导人向善的方式上需要别加鉴裁。易言之，全真劝善词属于传统宗教道德说教的一部分，其道德教化策略具有稳固的传承性，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教化世人的一个缩影。 二 既然宗教劝世行善的目的是传播教义，那么如何使人乐于接受就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在传播方式不如今天丰富的古代，既能传播思想，又受人们喜爱的俗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便成为重要的传播方式。利用通俗文学传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道教利用通俗文学传教在很大程度上还促进了小说、散曲等文学体裁的发展。 金代词还有部分词调可供吟唱，而散曲艺术正方兴未艾，故而这一阶段词与散曲难以截然分开。全真道士敏感地抓住了这一流行体裁。有学者认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全真道词人便采集当地民间小曲填词”15。采取当地人喜爱的艺术形式传教劝善，使人们爱听爱唱，在无形中加强了对歌词内容的记忆，效果自然好于枯燥地说教。全真词借鉴民间艺术形式，内容亲民，产生了良好的劝善效果。 首先，王重阳吸收了民间曲艺形式，注重词的音乐性。王重阳、马钰词中曾提及配乐乐器： （舌）底然香。（日）谢恩人鱼鼓张。16 ——马钰《四仙令》 一更初，鼓声傻。…… 二更分，鼓声按。…… 三更端，鼓声正。…… 四更高，鼓声锐。…… 五更终，鼓声闲，……17 ——王重阳《五更令》 词乐来自隋唐燕乐，“燕乐以琵琶为主要的乐器”18，北宋和南宋词乐的演奏乐器虽有区别，“北宋所作，多付筝琶，故啴缓繁促而易流，南渡以后，半归琴笛，故涤荡沉渺而不杂”19，但主要特点还是以弦乐器为主。而全真词则描写了“鱼鼓”“鼓”。鱼鼓即渔鼓，为金元时期新出现的乐器。相对而言，士大夫喜欢琴笛箫筝等优雅宁静之音，而一般民众则偏爱锣鼓唢呐等喧闹喜庆之乐。故全真道选择了新流行开的渔鼓作为演奏乐器。谭处端《瑞鹧鸪》词更明确地指出自己的词乐是民间戏曲艺术莲花落：“修行须唱落花莲。损损闲闲任自然。”20 “落花莲”即“莲花乐”，谭词为了趁韵做了倒装。另外，王重阳、马钰作品有大量分咏“一更里”到“五更里”的“五更词”，除前引《五更乐》外，还有王重阳《川拨棹》七首、马钰《两只雁儿》与《挂金索》等。可见，全真词有意选取活泼通俗，易被民众广泛接受的艺术形式。 其次，与配乐相对，在写作上，全真词也注意保持民间特色。王重阳、马钰在劝人修道向善时，注意用口语色彩浓厚、通俗生动的句子，如“然后四只脚，狞狞子一齐打折”21“你敲着得恁响声大”22等，既简单易懂，又富有趣味。有的学者注意到，“金元道教词中却有不少词仍保留了和声之遗法”23。所谓“和声”，实际是指马钰《南柯子》“蓬头垢面啰哩啰”、谭处端《踏莎行》“寻常只恁哩啰哩”等带有“啰哩”字样的词句，并不是真正的“和声”。这种“哩啰哩”“啰哩啰”用在词中，能加强词的韵律感，读之朗朗上口。以“听分剖，这风哥。寻常只恁啰哩啰。啰哩啰。些儿话，不须多。交贤会得笑呵呵。啰哩啰”24作为劝善传道的引子，易于为民众所接受。 最后，全真道士注意加强与下层百姓的联系，多有酬赠之作。唱和诗、唱和词原本是只属于文人的文学活动，下层百姓很难参与进去。而全真词有不少是赠给“于瓦罐”“吴郎中”“席句押”“孙助教”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小吏的。王重阳有《浪淘沙》词云： 附口做生涯。休写交加。凭他实语莫虚哗。便是于身增福禄，赡己荣家。 见似浪淘沙。苦劝深嗟。若还不使到厅衙。两主休和欢又喜，公跨云霞。25 该词是为“卖状附口写文”的讼师所作的特写。讼师“这一职业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与文献中，均被认为是混淆是非、变乱秩序、违法的职业”26，故而几乎不会成为文人的交往对象。从词中行文来看，虽然也是劝讼师要遵守“实语莫虚哗”的职业道德，要背负“苦劝深嗟”的调解义务，但最终讼师可以借此“跨云霞”得道成仙。这样将职业道德说教罩上宗教信仰的外衣，就减少了人们的排斥感。再加上《浪淘沙》本身朗朗上口的韵律，对讼师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总之，全真词形式亲民，内容生动，故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使得全真教信徒渐众。 三 全真道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这些特点也会影响到全真词。在丘处机之后，全真道的传教对象开始转向贵族与文人，其词就开始渐渐贴近文人趣味，宣传文人道德，以清雅之笔调写出世之隐趣。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丘处机词具有文人特质。与之约略同时的其他人如长筌子也“写景之细致精美与意境之高雅绝俗，实在是让人赞叹称羡，词中虽偶作道家仙语，但并不明显，置之一般文人词中，也毫不逊色，充分表现出长筌子高超的文学素养与写作技巧”27。可见在这一阶段，文人化成为全真词的重要特征。在文学手法上，这类词比之前的民间词更加丰富，从宣传策略来看，主要以清雅秀丽之笔墨引起文人兴趣，劝道主题隐藏在写景抒情之中，避免直接说教： 霜风荡飏，舞飘零、木叶斜飞阡陌。极目长郊凝望处，衰菊斓斒犹坼。点点苍苔，漫漫朝露，渐结清霜白。山川高下，尽成一片秋色。 潇洒万物摧残，凄凉天气，愁损征途客。水谷云根无可玩，独有苍苍松柏。悟道真仙，忘机逸士，亘古同标格。欺寒压众，自来天地饶得。28 ——丘处机《无俗念·暮秋》 “欺寒压众”的主题隐藏在上阕的秋景之中，无论是“木叶”“衰菊”等常见意象，还是“潇洒万物摧残，凄凉天气”的悲秋主题，都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与文学习惯，与王重阳、马钰的词有所不同。这说明在新的际遇下，全真词的劝善策略做出了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调整。而后冯尊师《苏武慢》词能得到元代文宗虞集的唱和，就是因为“所赋歌曲，高洁雅畅”，从而使“闻者有凌云之思，无复流连光景者矣”29，文人在被道士高洁清丽的笔墨吸引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全真道教义的影响。 全真词作为一种具有民间群众基础的文体，是全真道宣传教义、劝人为善的重要手段。全真道之所以能在元初兴起，与其因人而异、与时俱进的道德宣传策略具有紧密联系。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1.这里的“儒家经典”指的是儒家经典文本而非儒家思想本身，因为在三教合一且以儒家为主体的古代思想文化语境下，无论是儒释道还是通俗文学，其道德评判标准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或者说，像“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忠孝伦理，在儒家的强化下成为传统中国最根本的道德信条。尽管传播方式不同，它广泛地影响着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个体民众。 2、23.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220页。 3.檀传宝：“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兼论学校德育的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4、6-14、20-22、24、25、28、29. 唐圭璋：《全金元词》，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3、273、202、266、227、228、241、164、317、189、414、251、254、461、253、454、864页。 5.《正统道藏》，涵芬楼影印本，上海：涵芬楼，1924年版。 15.李艺：《金代词人群体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16.马词为藏头体，所藏之字以括号补出，见《全金元词》，第345页。王词见《全金元词》，第213-214页。 17.前四首“傻”“按”“正”“锐”均入韵，唯第五首“闲”字不叶，且平仄不符。其词韵脚为“倒”“道”“好”“宝”“岛”，或者“闲”字为“闹”之讹。但“闹”未必符合曲到终章、鼓声渐歇的情境。审慎起见，暂作“闲”字以待他贤。 18.刘尧民：《词与音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页。 19.（清）宋翔凤：《乐府余论》，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98页。 26.吕丽、潘宇、张姗姗：《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与文化专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27.陈宏铭：《金元全真道士词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3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