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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对哲学理性观的重建 ——兼论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 何仁富 哲学是对人类理性的反思。随着时代的发展，哲学不断地在建构着自己的理性观。大体上说，西方哲学理性观起源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经过希腊启蒙运动的清理，西方哲学理性观的第一个阶段即“宇宙理性”或“自然理性”观得以真正建立。及至柏拉团，理性和知性、价值理性和理论理性、理性与生活被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分裂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演化中一直占据哲学理性观的统治地位。在基督教价值观统治千年之后，文艺复兴运动实现了柏拉图理性观的翻转，但价值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对立却反而加剧。康德试图通过正名划界的方法给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即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限定功能、圈定范围，以此达到理性自身的协调，但它没能将理性真正统一起来。黑格尔以绝对理性将理性动态地统一了起来，但这种统一却是在各种具体理性没有充分展开的基础上进行的。黑格尔把理性全部归结为逻辑思维，压抑情感、意志、本能、欲望，把理性简化为普遍性、必然性，贬低个别性、选择性，由此建立了彻底的绝对理性观。现代西方哲学是对黑格尔绝对理性观的反动，但却是以片面性试图克服黑格尔没有内容的全面性。实证主义将哲学实证化，将理性经验化，由此造成了“科学”、“实证”的滥荡，哲学被降格为“科学学”；人本主义将哲学人学化，将理性本能化，由此造成了意志、非理性的泛化，哲学变成了“非科学”。二者各执一端，不仅限制了社会理性化的深度，而且也助长了社会反理性因素的发展，造成了现代理性的迷失，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困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开始了一场新的变革，即哲学理性观的重建。哲学理性观作为对理性的明示、表达和概括，启示和引导着时代的人类理性和全部人类精神。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就是力图对当代人类理性给予明示和表达，重建哲学理性观。 一、对绝对理性观的批判 为了重建哲学理性观，伽达默尔对肇始于启蒙运动而被黑格尔极端化的绝对理性观进行了批判。伽达默尔认为，启蒙运动利用理性的旗帜推倒了上帝的权威，人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但是，理性在取消了上帝的绝对权威以后，自己却以权威自居，而且比上帝更加专制，更加保守。从上帝的权威下得到解放的人，又不得不臣服于理性的权威。由此，人的情感、意志、情绪体验，乃至于个人的完整生活都成了理性的附属品；历史、现实、未来都得接受理性的审视和监督。理性不仅成为人的本质和目的，而且被视为社会和历史的目的。每个人都应该在理性的光辉照耀下“合理地”思维、“合理地”行动、“合理地”生活。这种对理性的绝对信仰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以致于“人们大概不得不处在一种忧虑下看待之：人类对自己施加于自然和他人的力量视若无睹，这种情况又越来越诱使人们滥用这种力量……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落入了自律过程的强制性结构，而人性对自己以及处在这些精神的对象化中的人性的精神越来越缺乏认识”[1]。人被异化为理性的奴隶。 绝对理性观在把理性绝对化的同时，又假定主体的理性能够超越人的历史存在，对人生进行鸟瞰式的审视和反思，进而对整个世界进行理性的总结，把握无限的本质存在，并与无限同在。黑格尔认为，人的历史不外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过程，人类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并不能阻碍人对无限的把握，因为有限和无限同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和化身。但是，伽达默尔指出，人总是存在于具体的时间中的，他永远受着一定时空的限定，这就决定了他的存在必定具有历史性。在本质上，他是历史性的存在。人必须回到他的存在即有限的历史存在中去理解无限。这种理解是由时间的展开向无限的存在开放，而不是有超越于人的历史存在的理性直接将历史存在中的人同永恒沟通。 绝对理性观不仅把理性看作绝对的和无限的，而且把理性升华为具有完美性和普遍性的法则、秩序和本质。在绝对理性观的指引下，个人的理性必须认同和追求作为社会理想（社会正义、平等、真理、完美）的普遍理性；普遍理性是个人判断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不管是唯理论者对秩序的爱，还是经验论者对知识客观性的追求；不管是人文主义者对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批判，还是启蒙学者对平等、自由的宣扬；都是建立在对普遍理性的信念基础上的。对此，伽达默尔指出，既然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人便不能站在历史之外来反思、理解人自身。任何理性的理解都是历史性的、个人的理解；绝对理性观所假定的超出任何个人历史存在而为人人共有的普遍理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沉淀在我们语言中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理解，不能通过那种适宜于科学的知识的可能性完全实现”[2]。 伽达默尔认为，哲学必须首先放弃对理性的绝对性、无限性和普遍性的信念，同时放弃追求不带任何个人先见的“客观”知识的非历史主义的认知取向。在理解历史和传统之时，不应要求理性去超越它不可能摆脱的个人经验和先见。这样，伽达默尔通过对绝对理性观的批判，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理性观的基本前提，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了被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分裂了的哲学理性观。 二、传统塑造着理性 伽达默尔首先把理性溶入传统之中，让传统来塑造理性。在他看来，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自己，亦即理性必须立足于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因为“在传统中并不限制知识的自由，而是使它可能”[3]。正是传统，塑造着人的理性。传统作为一种有选择的可动的历史保存，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理性的行动，是人们认识新东西、创造新价值的基础。“即使在生活急剧变化的地方，比如在革命的时代，保存在一切事物的演变中的旧东西，也远比人们知道得要多。它同新的东西相结合，创造新的价值”[4]。正是传统，构成人们生活的基础和认识的前提。理性并不是人所拥有的最本质的东西，它本身必须受传统的制约和决定。 在伽达默尔看来，总是传统先决定我们；在传统属于我们之前，我们已经用于传统了。我们只能在传统中生活和理解，传统具有决定我们生成的力量。他说：“正是我们的事实性——海德格尔称之为‘被抛掷性’——的不可照亮的隐晦性，支撑了人类定在的抛入性质，而不仅仅是给它设定界限。这一事实赋予人类定在的历史性和历史对于我们的定在的意义以新的重要性”[5]。在这里，伽达默尔明确地指出了，正是人的“事实性”，即我们已先在地处于历史传统中这一事实，是构成“人类定在”即人的活生生的存在的历史性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被抛掷性”，人的存在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一“事实性”所标志的“历史对于我们的定在的意义”之重要性就在于，正是历史和传统决定着我们的生成，因而也塑造着我们的理性。这意味着，历史和传统不仅仅是供人理解的对象，它也是人类理性和生活之源泉。伽达默尔说：“历史就是一种与理论上的理性完全不同的真理源泉，当西塞罗称这源泉为生命记忆时，他就已看到了这一点。这种源泉的特有法则是立足在这一点上的，即人类的激情不能由理性的一般准则所控制”[6]。“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并不仅仅是一个获得知识和熟悉历史或发展历史感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塑定我们命运的事情”[7]。传统和历史，不是一个被动的认识和研究对象，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意义之源。传统不断地以过去的名义塑造着理性，而理性则以现在的方式不停地接纳、领会着传统。这样一种传统和理性的双向关系，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 个人理性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即既有判断，构成人的理性的既有视界；而既存的历史命题和历史事实构成传统的既存视界。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个人的既有视界同传统的既存视界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拥有。由此，传统成为被理解了的传统，成为新传统；理性成为有了历史基础的、有了具体内涵的理性。新的传统和新的理性又分别构成新的视界，为新的经验和生活提供新的可能性。通过视界融合，传统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它不断地生成着我们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理性；而理性则不断地得到传统的充实，又昭示着新的传统．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历史和传统既不是纯粹的客观对象，也不是人的生命的纯粹自我表现。历史和传统是主客体的交融，是涵盖一切的过程和关系。人的生存就是立足于传统，并不断地理解传统、超越传统。传统向每一时代人的理性敞开大门，而每一时代人的理性则以自己的方式去重新理解传统。传统向理性的敞开是塑造着人的理性，而理性对传统的理解则是超越着传统。 三、先见拓展着理解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生成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理性的过程，也就是包容于传统中的先见拓展理性的实际活动即理解的过程。先见对理解的拓展是传统塑造理性的具体表现。 “先见”最早被作为法律用语使用，指法庭的最终裁决之前的临时裁决。后来，被用作哲学范畴，指所有决定一种情况的因素被最终检验之前所作的判断。作为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前判断”，“先见”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却给了“先见”一个不好的名声。他们将“先见”归为“虚妄的判断”，并把传统中一切对理性加以束缚、反对的思想势力，一切不经过理性思考的判断，沿袭传统的信念和思想习惯，统统纳入“先见”之列，而且认为它们是应当被剔除的。这样，“先见”成了与人类理性相对立的恶势力。而人的理性活动、理解以及对真理的追求，就在于对“先见”的摆脱和涤除。 当然，作为对宗教神学和封建意识的反对，以及启人类理性之蒙，启蒙运动的反传统精神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启蒙运动所致力的这种以理性剔除“先见”的方向，本身却是以先见反对“先见”，它体现了启蒙运动对“先见”的启蒙运动式的先见（偏见）。这种启蒙运动式的先见就在于：它以为人的理性可以从历史和传统中独立出来，人的理解可以从一个没有由历史形成的“先见”的清明中正的状态开始，而人的正确认识的形成就在于对“先见”的排除。 伽达默尔认为，正如传统构成我们存在的基础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样，“先见”是我们无法拒绝的历史文化沿袭。“先见”总是先于个人的理解活动而且构成个人理解的先在基础。它是人进行理解前的根本存在状态。人只能站在历史给予他的视野上去进行理解和自我理解。因此，我们应该“恢复‘先见’这个积极概念的合法地位。…我们的存在的历史性需要确切意义上的‘先见’，以构成我们全部经验能力的原初方向。先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轨道”[8]。 在伽达默尔看来，作为“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轨道”的先见，不仅不是把我们与真理和未知世界隔绝开的高墙；相反，它是我们获得真理和向未知世界开拓的起点。先见作为人理解前的先在判断，是我们进行理解和自我理解的精神储备。在主体向未知世界拓进的过程中，一方面，先见是人在理解过程中从已知向未知推进的参照系；另一方面，它又时刻使主体面对未知东西有一种异己感和新鲜感，并不断激发人的理解活动的展开。因此，人类理性一方面必须放弃追求对历史和文化不带先见的理解，放弃追求超越了人的历史存在的不带先见的历史真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先见在理解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和重要地位。先见的这种基础性地位和建设性作用尤其表现在语言和记忆两者对人的理性和理解的影响上。 语言作为人们理解活动最常使用的“工具”，是一种基本的先见。伽达默尔强调，在我们进行任何理解之前，我们就已生活于一定的语言传统中了。语言作为历史与文化的保存者，给理解的心灵输入着历史的先见。只要人使用语言，这种历史文化上的先见就参与到他由语言而进行的理解中。传统由语言不断地向我们输入着先见，由此，语言则成为人的理解活动中先见的主要来源。 记忆是对理解所需知识的储备，记忆中的东西总是不同程度地卷入人的理解活动，而且往往躲过理解者的注意而介入人的理解过程中，以致于人往往觉察和认识不到它们的介入。但是，人如果离开记忆，心灵便成为一片认知的空白，更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活动了。可见，记忆和语言一样，作为人的基本先见，既是人类理解活动的基础，同时又不断地建设性地拓展着人的理解。 伽达默尔认为，先见是历史给予的，是保存在传统中而人无法进行选择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降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历史首先占有了他，而占有的根本方式就是语言。语言不仅仅只是人进行认识和理解的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先见的基本来源，保存着历史、文化和传统。个人在接受、理解语言时，也就接受了历史给予他的先见，这种先见包括个人能意识到的历史文化成分和不能意识到的历史文化成分两方面。人不可摆脱的历史先见，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和理解的基础，并不断地拓展着人的理解。先见是我们今天的存在和历史传统的基本联系，而理解则将这种联系展示出来。先见通过对理解的拓展，一方面限定了每个人的理解视野的广度和深度，使理性不能作超越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使人在历史中向人的可能性的存在开放。 在强调先见对理解的拓展作用时，伽达默尔区分了两种先见，即“合法的先见”和“盲目的先见”。伽达默尔认为，“合法的先见”是历史给予的，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先见，它来自于人对历史文化的继承，联结每一代人与历史的存在上的关系。理性在界定自身时，必须首先包括这种先见，因为正是这种先见给予个人一种认知的可能性。“盲目的先见”是个人在现实人生中不断接触吸收的见解，是由于个人认知、情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一定程度上的偏见。伽达默尔认为，人们可以在理解过程中让“盲目的先见”显露出来，并不断修正或去除它们。当然，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根本意义上讲，人是不可能达到真正无先见的认知和理解状态的。 伽达默尔强调，理性不是征服先见的法宝；相反，先见使理性的历史存在成为可能。先见包容着理性、直觉、情感、下意识等，理性本身只是先见的一部分。理性通过理解扩大和改变着先见的范围，而不是驱逐消灭先见。现代哲学理应承认，理性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能摆脱和涤除先见，相反，恰恰是先见给人认识真理的可能性，也给真理以历史性和变化性。先见拓展着理解，理解依托着先见。历史不承认绝对的东西，也没有给不带先见的理性留下存在的余地。 四、理解的历史性 既然传统塑造着理性，先见拓展着理解，这就注定了历史性是理性的根本特性，是理解模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传统塑造理性，先见拓展理解，都是在昭示着理解的历史性。 所谓理解的历史性，就是指由于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导致不同的理解，由于这种不同是先在的，所以理解的历史性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意义。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是理性进行理解的前提，同时又为理性的理解提供新的可能性。正是传统在理解中构成了理性的一部分。作为理解者的人，也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活在一定的世界中，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种历史悠久的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进行理解。理解活动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的活动，必定带有主体所既有视界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由历史传统给予的先见所注定了的。而且，正是这种作为先见的主观性和传统本身构成理解活动的必要前提和理解的视界，表明着传统所规定的理解活动的轨道。理解活动由此而被输入历史性。一言以蔽之，理性并不纯粹是人所具有的主观思辩能力，理解也并不纯粹是人的主观思维活动。理解是理性置身传统的过去与现在的融合与对话，这种对话被传统所规定，具有历史性这一本质规定。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历史性既具有认识论意义，也具有本体论意义，它构成人在历史的存在方式。 作为主体理解能力的理性，本身是历史给予的延续历史的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主体只有在由历史而来的先见中才能进行理解，理解的可能性，实际上就是人的历史性。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其生活就是理解的生活。人不能不理解，因为理解本身在末被我们理解之前，就已具有作为我们生活形式的特征了，不管我们是否理解它，理解总是发生着、进行着。哲学对理解的认识，不过是理解的自我理解和反思，是在理解人对生活的理解，理解人的自我理解。人在理解中意识到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理解则拓展着人生的境界。人生活在理解之中，又在生活中理解。而作为理解之根据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在过去被人理解过的生活。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由人的自我理解的需求驱使着的。每代人对历史的理解，都源于每代人对自己的理解要求。人在生活中不断地进行着理解，他既要理解他的过去，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他的现在和将来，并通过理解自己的历史理解着自已的现在和未来。这样，理解就并不是主体诸行为方式中的一种，而是此在内在的存在方式。彻达默尔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里使用了‘解释学’这个概念”[9]。 理解在认识论和存在论上的历史性表明，在存在论意义上肯定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也就在认识论上肯定了人的理性、理解具有时间性、历史性；在认识论意义上肯定了人的理性和理解是历史性的，也就在存在意义上肯定了理解必受制于传统，历史和对历史的理解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人与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关系，存在通过人的理解，在时间过程中展现出来；而人则只能在时间中理解存在。存在和人都被历史性所规定，历史正是人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展开。人的存在包括了他在时间中的过去、现在和正要展开的未来；人的理解同样包括着人的过去、现在，并使人认识到他未来存在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通过传统以及包容于传统的先见对理性及理解的决定作用的阐述，抛弃了绝对理性观，同时也扬弃了非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对理性的分裂，将理性植于历史性的基础之上，重建了自己的哲学理性观。 五、哲学理性观重建的时代意义 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伽达默尔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它更愿把哲学算做旧时代神学的遗物，或者它从不怀疑那些依赖于神秘或无意识兴趣的东西，反而怀疑对纯理论和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想”[10]。这是一个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泛滥的时代，是一个理性迷失的时代。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到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我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时的最初晨曦吗？”[11]这是伽达默尔在60年代的《真理与方法》中发出的感叹。这一感叹也是时代的感叹。 6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开启了重建哲学理性观的潮流。库恩对科学理性和逻辑方法的绝对确定性的否定，费耶阿本德将科学理性视为简单的实践，及至罗蒂对后哲学时代的思考，标志着实证主义开始重回理性的怀抱。而海德格尔对思的默想，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对理性的反思也意味着非理性主义向理性重开了大门。重建哲学理性观是当代西方各主要哲学流派的共同呼声，而且也已成为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伽达默尔作为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作为一个把握时代精神精华的敢于面对现实的哲学家，也参与到了哲学理性观的重建运动中。他强调哲学家必须研究自由和理性的问题，因为“人类自由之谜及人类理性之谜——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不能不对它们保持怀疑。可作为思想存在物，我们又必然不得不要求拥有自由和理性”[12]。对此，“哲学无论在康德‘摧毁一切’的批判之后，还是在‘思辩’于十九世纪威信扫地之后，亦或甚至在‘科学统一性’理想已压倒一切‘形而上学’这一判词已发布之后，都不能放弃探讨自己的那些问题”[13]。 ． 伽达默尔这样说了，而且也在这样实践着。他要求哲学放弃自笛卡尔以来让理性作为“第一原理”的历史趋向，重新把理性根植于人的历史存在之中。他重新审视和思考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与传统的关系，批判了绝对理性观。他强调，理性以传统给予的先见作为理解生活的前提。这是理性对自身的发现，也是理性对自身历史局限性的肯定。由于理性依赖于由传统而来的先见，理性不再与先见对立，现在与传统也失去了敌意。人类总是不断关注着人生的意义；而这意义就存在于传统与现在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人不断地以新的理解让传统向新的生活经验开放；传统则在新的生活经验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由此，理性不再与经验对立，也不再与生活为敌。相反，通过意义和价值的交流，理性和经验、生活溶为一体，而它们又都根植于历史性之中。1985年，85岁高龄的伽达默尔在《自我批判的尝试》一书中还在呼吁，以理性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准绳，以美育不断培养陶冶人的大智大勇、大慈大悲的情怀，使人日益挣脱本能而跃上理想的属于人的新生活境界。这是一种以历史性为基础，真善美统一的全新的哲学理性观。 伽达默尔重建哲学理性观的时代意义是鲜明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伽达默尔及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对哲学理性观的重建，一方面，从总体上拓宽了人类对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将导致哲学本身的重建，或者说标志着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到来。哲学以探讨人类理性为己任，又以人类理性为基础规范世界和人生的意义，它不断地随自己理性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我们可以把启蒙运动以前的哲学称为前理性时代，把启蒙运动至19世纪的哲学称为绝对理性时代，把19世纪至20世纪的哲学称为非理性时代的话，我们便可以把自现代哲学理性观重建以后的哲学称为后理性时代。它既不崇拜理性，也不反对理性，而是把人的精神生活内在于理性之中。后理性时代是一个意同于海德格尔的“思的时代”和罗蒂“后哲学时代”的概念，它标志的是一个以真善美相统一的新理性观为基础，以探讨人生和生活之意义为核心的新的哲学时代。 [1]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2]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3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7]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3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8]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2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1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4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1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4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