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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的著作与学问 何仁富 唐先生留在人间的，是他的精神志业，人格型范，和哲学思想，还有较具体的，就是他的著作。唐君毅毕生从事于弘扬中华文化，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发表论文三百余篇，撰写出版《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哲学概论》、《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专著20余部，国内外学术界评曰：“先生著述之丰，在当代学人当中，可谓无出其右者。”“其著述内容广博，体大精深，长于辨析，善于综摄，弛骋于东西哲学之中，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 他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融贯三教，创造性地建构了“性”“道”一元、“体”“相”“用”多面撑开的庞大的文化哲学系统和完整的哲学体系，即使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群体中也是鲜见的。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权威盛誉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称其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说其著作可以“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逝世后，众多专家学者的评论称他为“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理想之人文主义的代表”、“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台湾学生书局先后编印出版《唐君毅纪念集》、《唐君毅教授纪念论文集》和30卷本《唐君毅全集》。 就唐先生众多著述而言，大体可以按照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分为三个纵向的阶段，同时也是三个横向的方面，即人生之体验、文化之承续（开展）、思想之创造。 一、人生体验 属于此类的著作主要有早期的《人生之路》三步曲：《人生之体验》（1944）、《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心物与人生》以及到香港以后撰写出版的《人生之体验续编》，另外还有《爱情之福音》、《智慧与道德》、《青年与学问》、《病里乾坤》等。这些著述基本收集在《唐君毅全集》的1、2、3卷。 唐先生最早印行的书，是1943年正中书局出版的《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集》。在此书印行之际，正是唐先生的思想有一进境之时，回视该书，看似内容丰富，而实多似是而非之论，所以唐先生愿以1944年由中华书局印行的《人生之体验》为自己出版之第一本书。此书颇带文学性，多譬喻象征之辞。主旨是在启导人向内在的自我，以求人生之智慧。具有向内而向上之精神的青年，必能因读此书而引发深心的感动。 《道德自我之建立》亦由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出版。这部书的文笔，特显朴实而单纯。若与前书相比较，则前书的内容大体本于悟会，观照欣趣的意味较多，后书的内容则多本于察识，而鞭辟策励的意味较重。因为前书是唐先生依于他个人的性情，流露而出的对于人生之兴感；而后一书则为求建立其道德自我，而对道德生活所作的反省之表述。 在此二书中，唐先生不取西方一般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的方式，所以并不把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化为一纯思辩之所对。但在唐先生自觉地流露表述中，亦自然而加上了许多思想上的盘桓，因而此二书之写作方式，与东方先哲直陈真理以论人生道德的书亦有所不同。而是用思想去照明我们自己具体的人生之存在，以展露它所欲决定的理想与生活行为之方向，以及在决定方向时所感到的困惑疑谜，进而面对此困惑疑谜而求加以消化。这种思索，和第二次大战以后在欧洲盛行的存在哲学者所说的存在的思索，却相类合。 与上述二书相连的另一部书，是《心物与人生》。此书本当与前二书同时出版。但唐先生觉得，真要讲哲学以直透本原，则当直接由知识论到形上学到宇宙论，或者由道德文化反溯其形上根据，再讲宇宙。而从自然界之物质、生命、讲到心灵、知识、人生文化、虽然亦是一条路，但却是最纡曲的路；所以暂将此书停止出版。后来，唐先生又发觉一般青年学生所易于感到的哲学问题，仍然是如何从自然宇宙去看人的生命心灵之地位与价值，并依此以决定其人生文化之理想。人如此去想问题，一方面自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与流行的哲学见解作凭借，一方面亦易于引生各自的意见而停在一些肤浅混乱的谈论上。而唐先生此书，是采对话体的论辩方式，以一根思想线索贯穿其中，正可使人对自然宇宙之认识，由物、到生命，再到心灵，以及心之求真理，而步步深入，以渐次上达于高明。只要人能耐心依序而观，并综贯前后文之理想，自能去蔽而得其要谛。乃决定增加几篇论《人生与人文》的文一桥梁，一道路，而不是一依止之所。因为这是唐先生青壮年的作品，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思想亦还有进一步的开扩和升进。 60年代在香港，唐先生又陆续写成《人生之体验续篇》。《人生之体验》是基于对人生之向上性的肯定，以求超拔于现实烦恼之外；而此续篇，则更正视了人生之艰难、罪恶、悲剧等方面。这人生负面之事物，既无可躲闪逃避，乃通过曲折盘桓之思想，一一加以剖析与陈述。这方面的照察之微、体验之深、以及感受之切，可说举世罕有其匹。唐先生之意，当然是致望于读此书者，正视人生之艰难与成德之不易，警惕人生上达之层层阻疑，而动心忍性以斩彼葛藤，将此人生负面之事物一一加以转化，以归于人生之正道。但天下人并不皆有唐先生之悲智与心力，气性较弱而志不坚卓者，或易为此书纡郁沉重之氛围所压，而在无可奈何的感叹中减失其刚锐之气，这是读唐先生此书者，首应惕励而善自珍重的。 二、文化承续 唐先生以其毕生精力从事于保卫中国文化和阐扬中国哲学的工作，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著书立说以延续中国文化生命，二是躬行实践从事阐扬中国文化启发后人之工作，后者见之于他从创办新亚书院以至与新亚研究所相终始的百折不挠的努力。 属于此类的著作主要是唐先生到香港后的前一、二十年发表的，如《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下卷）、《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下卷）等。这些著作集中收集在《唐君毅全集》的第4—10卷。而《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则收于全集第20卷。 唐先生对人生之体验，主要还是立足于自我的内在体验和感悟，对于“我”以外的人文世界还较少涉及。在《道德自我之建立》书中，唐先生虽已谈到人伦关系与客观社会文化理想，但那只是在个人求建立道德自我，而提起其自己的向上心情之气氛下，而谈到这些。此向上心情气氛，如充满其量而言，当然亦可说是涵天盖地而至大无外。因而一切人伦关系客观的社会文化理想，亦都可以为它所笼罩。但这种向上的心情，毕竟只是属于个人的。而由于当时闭幕式未真正涉世或入世，所以对人伦关系与客观社会政治文化之理想的严肃性庄严性，亦认识不深。直到抗战胜利回南京，唐先生乃感到家、国、天下之观念的重要性。后来又到江南大学担任教务行政，乃由人与人的共同事业中，体悟到社会组织之重要，而开始撰述《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以为社会文化建立首先理性之基础。 在这部书里，由第一阶段主观的道德生活的反省，进而注意到社会文化的重要，于是便看出各种社会文化的活动——如像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乃至于军事体育的活动，都有道德理性贯注运行于其中。换句话说，道德理性乃是一切社会文化的基础。而现实中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也都不自觉或超自觉地表现了一种道德的价值。所以整个人文世界都可以统摄于道德理性的主宰之下。这表示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皆统属于道德理性（道德自我）自为道德自我之分殊的表现。人在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中，其自觉之目的，固不必在于道德之实践，而常只在于一文化活动之完成或一特殊的文化价值之实现。譬如艺术求美，经济求财利，政治求权利之安排等等。但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够存在，则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因而，一切文化活动，亦皆不自觉或超自觉地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现实之文明的。人若不能自觉各种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之诸领域，实皆统属于人之道德自我，而舍本以逐末，废一而泥多；则只见现实文明之千差万别，而不能反溯其所以形成的精神理想，以见其贯通。人若徒知客观社会超越个人，而不知客观社会亦内在于人之道德自我；则人文世界将日益趋于分裂与离散，人的人格精神亦将日趋于外在化、世俗化。所以此书之目的，一方面是推扩我们所谓道德自我的涵义，以说明人文世界之成立；一方面则统摄人文世界于道德理性的主宰之下。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过去的缺点，是在于人文世界未曾分殊的撑开；而西方现代文化的缺点，则在于人文世界尽量撑开而沦于分裂。中国将来之文化，应更由本以成末，而现代西方文化，则应由末而返本。这亦就是为中西文化理想之会通，建立一理论基础。在此书中，唐先生已提出一文化哲学之系统。同时亦对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之文化观，予以彻底之否定，以保人文世界之长存而不坠。（此书于1952年全部完稿，而延至1958年始由友联出版社印行。） 唐先生从事著书立说以延续中国文化生命，最初之努力在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以及疏解百年来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所产生之思想及观念上之冲突。但后来他又发现中国固有哲学之传统，由于西方思想之冲击已被斩断，要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须先对中国固有哲学加以疏释，使国人就自己哲学传统重加体认，始能肯定自己文化之价值，于是他在晚年又从事于疏释中国固有哲学方面的著述，卷帙浩大。 1949年，唐先生流亡到香港。瞻望故乡，临风陨涕，乃发愤撰成《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于1953年正中书局出版。此书引申中国哲学之智能以论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被认为是五四以来通论中国文化的最佳之作。首四章纵论中国文化之历史发展，包含中西文化之精神形成之外缘、中国文化与宗教之起源、中国哲学之原始精神、孔子以后的中国学术文化之精神。第五章至第八章，分论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心性观，以及人性道德理想。第九章至十四章，则横论中国文化之各方面，分为中国人间世界、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精神、中国之人格世界、中国之宗教精神与形上信仰：悠久世界。最后三章则专论中西文化之融摄问题，以解除近百年来中西文化问题之纠结，而昭示中国未来文化之远景。 唐先生此书，对于具体的历史社会之事实，所论较少。而对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则力求较清楚的哲学概念加以表达。对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唐先生不取中国无宗教之说，而认为中国的哲学与道德政教之精神，皆直接由原始敬天的精神而开出。所以中国文化并无宗教，而是宗教融摄于人文。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地依据内在于人的“仁心”，以超越地涵盖自然与人生，同时普遍化此“仁心”以通观自然与人生之一切，并实现此“仁心”于自然与人生，而达于人文之充分化成。此“仁心”即是天心，“仁心”是其内在义，天心是说其超越义；实则合内外、通天人，故最后必归于：见天心（仁心）、自然、人性、人伦、人文、人格之一贯。到此方是论中国文化精神之究竟了义。 自唐先生到香港之六七年中，面对中华文化之厄运，情志激昂，悲智宏发，充分地披露了他对文化学术之热忱。继《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之后，又有《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年）与《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1958年）两部大着出版。这是从客观的社会文化观点，以通论当世所谓：民主、自由、和平、悠久、科学、社会生活、社会道德以及宗教精神等等之问题。他认为中国之人文精神，与西方科学思想可有冲突之处，化除此冲突之道，在于了解科学理智之发展，植基于人类之“仁”心；是以中国人文精神不仅不妨碍科学之发展，反可藉科学之发展以促进人文精神之扩大表现。至于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之冲突问题，唐先生认为如果我们能确认建立民主制度，系人类道德心灵自己求客观化之表现，则这种冲突便可解消了。再次关于中国文化与外来宗教之冲突问题，唐行生认为中国人文思想本身即包含有宗教精神，例如中国自昔儒者之教中所重之三祭，即为中国人之宗教信仰。是以中国文化不排斥宗教思想，只是不必拘泥于何种宗教形式而已。 这几部切关时代文化与民族国家之前途命运的书，虽不是哲学的专着，但其价值与影响，实较专着更为深远、更为广大。虽然唐先生自己觉得这种即事言理之文，随事宛转，意气激昂，亦于使人心志外驰，往而不返；但同时亦指出，一般学院式的著作，其纯客观的叙述与分析，使一切人之观念思想皆定位化于一个系统之中，这虽亦是学术目的之一种，但平铺陈设在那系统之中的内容，其对理想与向往的引发性，便丧失了。这好比一一之珠虽须定位于盘中，但这些定位之珠，仍须流转于盘，乃能有运动力。因此，一切思想系统中之内容，亦仍须再以“生命”贯注其中，加以活转，乃能内在化主观化，以诱导出根于道德自我而生发的真实之理想与向往。由此可知，唐先生这几部书的价值，并不是一般哲学的专著所能代替。因为唐先生之所论，与民族文化生命的脉搏以及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前途，皆是密切相送连的。而且这几部书中，随文随页都有唐先生的仁心悲愿与人格精神之流注和映现。 1975年，唐先生辑印《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学生书局出版），这是唐先生历年来身居香港，一面回念中华民族之人文精神，一面放眼看当今之世界，而络续写成的文章。编印之时，以“发乎情”之部为导言，以“止乎义”之部论人文学术之意义，以“感乎世运时势”之部论世界文化问题与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书中所论虽比较通泛，而实与《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二书同其性质。书后并附录1958年元旦与牟宗三、徐后观、张君劢诸先生联名发表之文化宣言。（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全文分十二节：（1）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2）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3）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4）中国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及其与西方哲学之不同，（5）中国文化中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6）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7）中国文化史所以长久的理由，（8）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9）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10）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11）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能者，（12）我们对世界学术思想之期望。 唐先生毕生鞠躬尽瘁，以其全部生命贡献于维护中国文化延续文化生命的工作，他不仅从事著书立说以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疏解中西文化思想上之冲突，以及疏释中国固有哲学思想之涵义，更且身体力行，创办新亚书院，乃至后来之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中学，以期培育后进青年继承中国文化。唐先生可说是现代中国文化不可少的一位挽救文化危亡的巨人。 唐君毅先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人文主义者。读唐先生的这些书，可以敦笃自己的性情，恢弘自己的志气，提高自己的理想。 三、思想创造 由重建人文精神，以挽救中国乃至人类文化的命运，当然还是要重视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在这方面，唐先生被认为是建构了自己完整哲学体系的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大哲学家。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哲学概论》（2大卷）、《中国哲学原论》中的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共6大卷）、以及穷其毕生而于逝世前才完成的代表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2大卷）。这些著作集中收集在全集第11—24卷。 《哲学概论》于1960年分两厚册出版。唐先生此书，兼及西方、印度、中国之哲学思想，在撰述的方式上亦颇采取各类型之优长，可以说是最完整博通的一部哲学概论。 1966年，《中国哲学原论》上册，由人生出版社印行，书中分原理、原心为导论编；原名、原辩、原辩与默、原致知格物为名辩与致知编；原道、原太极、原命为天道编。唐先生之意，此三编即可分别代表中国哲学之三方面，而与西方哲学之论《理性的心灵》、《知识》、《形上学》之三方面，约略相当。由此以见中国哲学自有其各方面之义理，亦有其内在之一套问题；它既具有独立自足性，而亦不碍其可旁通于世界之哲学。下册为《原性篇》，本当与上册合印，以篇幅繁多，乃至1968年由新亚研究所单册印行。此书是通贯中国哲学之全史，以论述二千余年人性思想之发展。既明其演生之历，复观其会通之途，以其学者之循序契入，而由平易以渐达于高明、由卑近以渐趋于广大。进而证见中国哲学中之思想，实丰密而多端，而可合成一独立自足的义理世界。 在《原性篇》完成之后，唐先生即罹目疾。历经求医，幸能保住一目之视觉。乃又写成《原道篇》三大册，以论述中国哲学中之《道》的建立及其发展。上自周秦，下迄隋唐，弥纶开合，交光互映，意欲综述其经纬纵横之纲宗条脉，事属非易。但读后有一义深契于心，是即唐先生此书之主旨在揭示：中国思想的慧命相续之流，实历千百年而未尝停滞不进，虽然有时昭显而趋正，有时歧出而隐伏，但通观其升进之途程，实有如江河之纳细流，而日趋于浩瀚；在二千余年中，实展现一社会政教“举体俱进，顺流平进”之浩浩荡荡的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流。而唐先生此书，虽因卷帙之巨，看来只觉其浑沌一片，但读者苟能有会于中国思想之慧命相续，并默存此念于心，以渐次熟习，以渐次领摄，则亦可看出唐先生之论述，虽详略不尽一致，而义理观念却能先后照应，而有一自然之节次贯连其间。这亦或者正是唐先生最所用心措意之所在。 继《原道篇》之后，唐先生又于1975年出版《原教篇》，以论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 唐先生于撰写人文丛书及中国哲学原论各种著作完成后，他对于从事著述以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疏解中西文化思想之冲突以及疏释中国固有哲学思想之心愿，可说已了。但他到晚年，尚完成一部最后的著作。这就是1977年出版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以论述生命存在之三向与心灵之九境，建构了一个囊括东西方物质精神各种文化形式于一体的庞大哲学体系。 这部书系在解答哲学中形上学与知识论上所发生之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均由西方哲学所引起者。西方哲学重在建立思辩的理论系统，而不涉及实践工夫。是以如果哲学的最高境界系实践的道德境界，而人可直接通过实践以到达此境界而论，则这些思辩问题大可不必发生，亦无须加以解答。然而现代的中国，正如唐先生所言，由于受西方思想之冲击，哲学慧命即斩，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哲学已失去信心。因此，这些西方哲学中所引起的种种关于形上学及知识论上的问题，正足以扰乱中国人之思想心灵，势须加以处理和解答，此为唐先生撰写此书之动机，此亦可见唐先生为维护中国文化延续中国文化生命用心之良苦。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尝云：“世间之一切哲学论辩之著，亦是可读可不读，可有可无者也……哲学论辩，皆对哲学问题而有。无问题原不须有答，而其书皆可不读……昔陆象山尝言人之为学，不当艰难自己，艰难他人。吾既艰难自己，不当无故艰难他人。”此可见唐先生撰写此书之用心也。 这是一部总结性的书，唐先生的思想立场，在书中有了一个交代。这部书一方面在于解答形上学与知识论所引生的种种问题，一方面则依生命三向开出心灵九境：生命存在之三向，是指生命心灵之（1）前后向的顺观，以观体为主；（2）内外向的横观，以观相为主；（3）上下的纵观，以观用为主；而此三者实又交互相通，未尝不可合而为一。由此三向开出心灵之九境；初三境为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中三境为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后三境为归向一神境（神教境）、我法二空境（佛教境）、天德流行境（儒教境）。初三境重在客体，都是觉他境；中三境以主摄客，都是自觉境；后三境为超自觉境，超越主客之相对，是“以主为主”的绝对主体境。这种讲法，事实上就是一种判教的工作。至于全书之归趣，则不出于“立三极，开三界、成三祭”。唐先生自谓，数十年来之一切所思，皆可概括于此。所谓“三极”是人极、太极、皇极。“三界”是人性世界、人格世界、人文世界。人性直通于天命与太极；人格之至，是为圣格，此即所以立人极；全幅人文之化成而不以偏蔽全，是即所谓皇极。而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之“三祭”，则专为澈幽明、通死生、贯天人而设。三祭之有形者属于宗教，此本是儒家礼教之一端，唐先生则意在本此三祭以开摄未来世界之宗教。而三祭之无形者，即存于人之德性与智能之一念契会中。祭者，契也；故当下具足，不待外求。此三祭之事，志不在祈福，而唯是本乎人义之所当为，以顺吾人之性情，而立人道之至极。（至于一般之宗教），则犹未脱巫道而志在求福，不免使“人道”倒悬于“神道”，而以宗教凌驾于人文世界之上，离越于人文世界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