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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与天地同流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与治学态度答问 唐君毅 问：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为何? 答：我二十岁就对中国哲学“天人合德”之义，有所认知。直到今天，我已经六十多岁，四十多年来，一般知识学问或有进步，而这个基本观念却不曾改变。 一般人或许以为这基本观念的认知总该有进步，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每个人青年时代就可以决定自我思想方向，而这个青年时代的思想方向就能成为一生思想的大方向，不必等到老年才做决定。所以，万万不可小看青年人。如像孔子，“十五志于学”，程伊川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时，不过十八岁，而程明道写《定性书》，也是二十四岁的青年。青年人实在可以先决定思想方向，再力求知识，丰富思想的内容；知识的追求，这倒是后来该进步的。 如同人走路，先要能决定方向，方向决定了，再就看走多远了；又同树木茁长，尽管日后枝叶扶疏，而它抽条长叶的方向，却是幼枝能够主宰的。 除去“天人合德”，当时我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分全不二”。我以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神髓，在于普遍化人的仁心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求实现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这“仁心”就是“天心”。个人的心灵生命本能容纳宇宙、文化和历史，部分可以包含全体。这“天人合德”和“分全不二”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最近，我继续写《中国哲学原论》，曾表明愿意以“三极”来统观中国哲学，而早在二十年前我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的自序文中，已经借用这古人的人极、皇极、太极一贯之意，来阐明解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了。先秦儒家思想发展至《易传》，就成立了一个对于宇宙的究极概念，这是“太极”。汉儒用元气来注解太极。魏晋人或用无来说明太极。宋儒又在太极之外再立一个“人极”，并且逐渐用“理”来说明太极。“理”在人即是“性”。所以要立人极，正求人能尽性而天理得以流行。这样，用理来贯通天与人，太极与人极，人道与人文便一一有了形而上的究极意义。而所谓“皇极”：皇者，大也。全幅人文的大化流行，并不以偏蔽全，这是“皇极”。 用浅显的话来解说，“人极”是“人对自己的关系”，“皇极”是“人对人的关系”，而“太极”是“人对天的关系”。以西方哲学来说（姑且借用黑格尔的术语），便是从三方面来建立三个极——在主观精神上立“人极”，在客观精神上立“皇极”，在绝对精神上立“太极”。我认为西方哲学固然有这三方面的架构，而中国哲学在这三方面发展得较为平衡，并且以“人极”为中心。 “三极”中间的哲学，是由人道透视天道，天道保证人道。“人文精神”透到“超人文非人文的世界”，而“超人文非人文的世界”也可看作“人文世界”的根源。就像宋明理学家，可说是在超人文非人文世界和人文世界之间，真看见了一条直上直下的道路。宋明儒者要求内在的“去人欲”、“存天理”，不像汉人求外在的天人感应，不是悬空的哲学玄想，而是最诚敬的道德生活。必要存了天理，人欲去了，人才成为与天合德的人。孟子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中国人是随处以一种圆而神的智慧，来体会自然生命，观天地化几的。 “天人合德”和“分全不二”八个字就是我解释中国文化的根本观念。这是我二十岁左右便具有的认知。多年来，这根本观念没有变异；而年岁日长，一般学问知识或有进步，更能自证我的思想方向正确，没走错路。 问：先生能否简要说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态度的变迁? 答：这可以逐代加以说明—一 一、先秦是中国圣哲和哲人诞生的时期，这时的哲学思想都是创造性的。先秦诸子间，有相互的从学和辩论，也偶有概括性的评述，如墨子对于儒家，孟子对于杨、墨等。然而，他们相互间还很难说有客观的了解和研究。 二、两汉学者对六家要旨、九流学术的综述，对经传的章句训诂之学，以及对经传的大义微言的发挥，就存有了客观了解的研究态度。不过，汉代学者，注重通经致用，相信圣人天降，讲求师承家法；所以这客观了解的研究态度是和实用的态度及崇敬家法的宗教道德性的态度互相结合的。这可以从《史记》、《汉书》的《儒林传》等书察知。 三、魏晋南北朝的注疏，虽然继承汉学而来，但是魏晋人自何晏、王弼以下，谈说名理玄理，多求义理的发挥。他们对于义理的智悟，多和艺术性的审美态度并存的。我们只要讲《世说新语》、《晋书》等，便能明白。 四、南北朝、隋唐时代，佛学大盛。我们读《高僧传》和诸家判教的论述，可以得知：诸佛教大师的著述，虽有网罗外道和世学，寻求客观的了解研究的态度，但是也着意弘扬佛法，为世立教，所以这种态度是隶属于宗教性的修持信仰态度之下的。 五、宋明理学的初期，如周濂溪、张横渠、邵康节，都自创系统。陆王一派，讲说“六经注我”，“悟后六经无一字”，更求自得诸心。这些都是哲人之流，并不着意对已往的思想作客观研究。到朱子才遍注群经，要求客观研究。朱子是兼备哲人和哲学研究者两种资格于一身的。但是，朱子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除去自家身心的受用，也求树立道统，这便有类似佛教的宗教性态度存在了。我们如果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就明了宋明理学家这种精思力学的态度了。 六、清儒倡汉学，反宋学。所谓“六经尊孔孟，百行法程朱”，是说程朱的德行可学，而孔孟真义，不必如程朱的解释。清人由于汉唐注疏比较近古，就借它寻求先秦儒学的真貌，想要“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由训诂来通经，考核典章制度，以求明白义理，直得圣贤之心。所以戴东原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清人讲汉学，有汉人通经之意，未必有致用之志，求真之意重，立教之意疏，于是开出一个纯客观的就训诂来讲求义理的学术研究态度来。 七、晚清学者由经学今古文之争，化为变法革命之争，纯理的学术讨论态度，就和政治上的实用态度互相混杂了。如今中国学术界并无汉宋学、今古文经学之争。而清末民初学者多有以中西印度之言，互相比附的言论。五四以来，更有新旧文化思想与东西思想之争。而崇尚西方思想的，又有宗主英美式的自由思想、宗主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宗主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之争。这些学者多是先研习西方哲学，只看西方哲学概念清晰，论证严整，就拿它作底据，来强解中国哲学思想。这毛病在于先怀成见，不能对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存有敬意而寻求客观了解，所以不免附会多而成功少。这些都是中西文化交流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以上是我对中国传统的哲学研究作的客观历史叙述，这中间可以看出历代研究态度的变迁来。 问：先生以为青年人研究哲学应该抱持何种态度?而今后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为何? 答：你们今天这个时代和我们以往的时代不同。今天这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变化太快，从事哲学的研究工作便有比较多的困难。好像急流汹涌，船只不容易靠岸。不过，一些做学问、做人的信念，总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首先，就我对哲学的看法来说，哲学的确要从怀疑（如笛卡尔）或批判（如康德）开始。但只是这些消极的活动，还不能达到哲学的目标。怀疑的目的是要对问题求得最后的清楚答案；而批判是为了除掉错误，从而认识真理。所以，无论怀疑或批评，最后必定要归到一种积极的建构（structure）。如果只是怀疑或批判，那哲学只能成为一个破坏者。好比歌德《浮土德》中的魔鬼，他虽聪敏，又有思想和丰富智识，但他对真理却没有信念，不能肯定，只会一味冷嘲热讽，或幽默讪笑。哲学如果只是扮演这种角色，可说已经走人了魔道。 怀疑和批判不过表现哲学有能“破”的力量。哲学的可贵，还在于它有能“立”的理想。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哲学的三种肯定： 一、对自我的肯定（立人极）。 二、对伦理关系的肯定（立皇极）。 三、对宇宙价值的肯定——真、善、美的肯定（立太极）。 如果没有这些肯定，生命的意义就无从着落。 哲学家仍然会有偏见。不过，最后用来纠正偏见的，还得靠哲学!虽然，哲学可能一时因为魔鬼的诱惑而走人魔道，而胜利最后还是要归于浮土德的。当然，以上各种关系的肯定，也可以透过文学来表达，只是表达的方式有异哲学。 我十五岁就开始学习哲学，而在早年就有了基本的肯定。这基本的肯定都很简单，只因为世道日变，各种偏见、邪说不时出现一—甚至那偏见、邪说就存在自己的心灵与生命中，为了辟除这些偏见和邪说，我才不得不更追求道，由那原始的、简单的基本信念，逐渐衍生出多方复杂的问题与思想，以求确保基本信念。我有关社会文化方面的好几种著述，实际只在开展一种人文精神而已。人要求道是不容易的，所谓“道高—尺，魔高一丈”。但是，魔高一丈，道可再高十丈。要知道，魔鬼也有它的消极价值，只有一个浮士德也是不行的。魔鬼能刺激心灵寻求正道。因此，我们要能不怕怀疑，也不怕偏见、邪说，力求正道，这才是哲学的积极意义。 至于我们今后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我在以前曾有一文试图指出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向：“由比较的观点，以训诂与义理交相明，而视中国哲学传统为一独立的哲学传统，而加以了解研究的方向。”就是说，我们要肯定中国哲学的独立哲学传统，避免清儒胶执汉唐故训的缺点，而兼包清代学者纯客观的研究态度和前代学者态度的长处，来成就一个更完善的客观研究态度。我以为这个研究方向，可以依照下面的次序进行：先是哲学名词的“义辞”研究、“义涵”研究。再是哲学思想体系的“义系”研究、“义旨”研究、“义趣”研究。再作“义用”研究，探求这思想体系对其他学术、文化的应用价值。更求“义比”研究，作不同哲学思想宗趣、义理、应用价值等的比较。直到“义通”或“义贯”研究，寻求诸哲学在历史中生长转易、凝聚开辟的迹象。以上每步都是不同方面的独立工作，由一步通他步；又可以互相往复，成为多向的。就是说：整个秩序倒过来行，也是可以的。用这样严谨的态度研究中国哲学，才能够研究透彻，再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印度哲学比较融通，来建设中国的新哲学。 问：请先生谈谈您的治学计划和您对社会文化的参与? 答：今后我将整理五六年前写的一本旧书一一《生命三向与心灵九境》。这书大意是由生命心灵的前后向的顺观、内外向的横观、上下向的纵观或竖观，来开出九境。全书的归趣不出立三极、开三界、成三祭。“三极”，我上面已经说过。“三界”就是人性世界、人格世界和人文世界。至于“三祭”，祭者，契也。与父母祖先、圣人贤者和天地契和相通，便是三祭。这书也讨论从形而上来对付罪恶（魔）的问题。这是我著作中有关纯哲学研究的著作。 我的著作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有关纯哲学问题的著作：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阶段是通论中西社会文化的著作。这是我经历中国文化思想剧烈变动，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作深一层的反省，并对西方文化思想作进一步考察后写的。像这三本书：《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就是。第三阶段是分析、确定和开展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著作，如：《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原论》等。近期我即将出版《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这书是应该归属第二阶段的著述。 如果从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说，一个哲学研究者应当注重纯哲学的研究，因为这关乎哲学研究者个人哲学体系的建立；对于哲学本身来说，这是极有价值的工作。如果从中国哲学的观点来说，又应当着重中国哲学的研究。但是，我个人最关怀的，既不是纯哲学的研究，也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而是关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我以为社会文化的问题，才是当今这个时代和未来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比较起来，前二项都不是切关时代的问题了。我并不关心我个人哲学体系的对错或哲学研究的成就；我最关心的，同时也寄望青年人都关心的，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在今日中国文化历经西方国家侵袭之余，中国文化之继绝存亡，岂不全仰赖在青年的身上吗?青年人能不警惕自励?文化是天下的公物，范围至大，凡是有所用心的青年，都必定会有所发现。这里，我不客气的建议你们青年人，可以读读我上面提及的四本讨论社会文化问题的书。我愿意再重复一遍，就是：一、《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二、《人文精神之重建》；三、《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四、《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我们如今是活在最艰困的时代，千万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我原本可以不必花费时间写一般性评讲文化社会的文章，但是，埋首著述，固然可以成就一套体系，建立自我学问，这不过是“哲学”的研究。而我的理想却要成就“儒学”的实践。西方哲学的研究如果拿柏拉图作标准倒好，如果离了柏氏，而采取今日专求建立自我体系的态度，甚而等而下之，研究哲学变成“理智的游戏”（intellectual game）或是一味怀抱批评怀疑的态度，那岂不是走火人魔了?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哲学素来以圣哲作最高境界，这可是要讲求一套关怀民族历史文化的大学问的。 案：唐君毅先生曾阐明“圣哲”、“哲学家”和“哲学研究者”三者之不同：对所宗主之义理，能思能悟，能信能证，能言能行，以为世范或为世立教者，是为“贤哲”“圣哲”。人对其所宗主之义理，能思能悟，不必能行，而能会通其所思得悟得之义理，以广说应难而不穷，以自成一家之言者，为一般所谓“哲人”或“哲学家”。对以前之圣哲与哲人或哲学家之学，能求加以了解承继，或知其所示之义理之异同，相沿而衍生之迹，与所遗留之问题；而加以说明，以成就哲学之教化，兼为哲人圣哲出世之所资者，为“哲学学者”，或“哲学研究者”。详见唐君毅先生的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就职讲演文：《中国哲学研究之一新方向》。 一九七四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