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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家：从礼法并重到以法代礼 法家以重“法”而称于世。梁启超说：“其发生甚早或竟在儒家前”，其确立则在儒墨道之后[68]。春秋至于战国，其代表人物多直接参与政治，为相于各诸侯国，如管仲、子产、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等。而立言者则有慎到、韩非，又“《管子》、《商君书》虽非管仲、商鞅所作，然皆战国末之法家言者之所推演荟集，其价值亦与儒家之戴记埒也。”[69]法家从思想倾向上说已如前面所言，有着儒法家、道法家、名法家的分别。又因其思想学说传播分布的地域不同而有三晋（韩、赵、魏）之法家、秦法家和齐法家的分别。这后一种分别更令人思索，在学派分流演化上可以说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有本自地域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的政治实践而发生者，是为三晋之法家和齐法家；又有为寻找其思想之归宿，觅风气所向趋而往之，最终落地生根者，是为秦法家。此三派法家的代表人物均有就礼与法的关系的论述，特别体现出与儒家礼法思想的联系与区别。 法家有论礼与法之关系者，当首推早期法家慎到。慎到，与孟子同时，班固言其“先申韩，申韩称之。”从仅存的篇章来看，慎到论法，以“法”为治国的依据和尺度，明言“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法之所加，各以分。……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70]。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遣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71]。又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一人心也。”[72]然而，在慎到观念里，所谓“法”是和“礼”相并行的，如他强调指出：“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73]。又说：“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74]。可见，慎到不仅“尚法”，而且重视“礼”──具有法的意义的制度之礼。他说的“礼从俗”，则颇有孔子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又超越儒家“礼不下庶人”的训戒。加之他主张的“官不私亲，法不遣爱”也不免冲破“刑不上大夫”的律条，最终形成与儒家的分歧。其后，荀子从儒家传统出发，主张“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75]，因而批评慎到是“尚法而无法，不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76]。应该说，慎到虽为法家早期代表，却不似后来的商鞅、韩非那样地摒弃“礼”，表现出其思想的兼容性。或许这与他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实践，故在思想上显得温和而有所兼容有关。 商鞅，作为倡导和主持变法实践的代表人物，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明确提出了以“法”代“礼”的主张。与孔子的“上好礼”之论正相对应。商鞅说：“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77]，充分显示出其以法代礼的主旨来。他针对现实政治中的“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民之礼”的局面[78]，与儒家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有别，而强调“德生于刑”[79]，主张“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的强力政治[80]。所以，“法”和“刑罚”在商鞅的观念里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儒家孔孟荀是主张“礼本论”和“民本论”的话，那么，法家尤以商鞅为代表则是强调“法本论”和“君本论”的。一方面，商鞅说：“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81]。又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82]，从而确立了“法”在现实政治中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绝对君权又是商鞅所特别强调的，他明确地讲“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83]，又说：君主的“秉权而立，垂法而治”才是治国治民的关键所在[84]，从而为后世的君主专制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体到“礼”与“法”的关系，商鞅从历史中寻找根据，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85]，又从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总结经验说：“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86]，又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87]。可见，商鞅并没有全然否定先王之礼法制度，只是要根据时势对其加以变革更替。实际上，在法家人物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先王之礼法制度已经逐渐演变发展成为律令之法。不过，在商鞅的观念里，“法”才是现实的，道德或许只是理想，甚或是幻想。所以，他最现实的目的就是要以法定之礼来代替儒家所强调的道德之礼。因此，商鞅以儒家的道德之礼即“仁义礼智孝悌”等为“六虱”，称“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88]，又以为“礼乐，淫佚之征也”[89]。 在儒家那里，制度之礼本身就具有法的性质，商鞅对制度则只不过是明确地以“法”而论，所以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90]。就法治而言，他说：“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91]。又说：“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92]。这里的“观俗立法”，与尹文的“以法矫俗”有相同的意味，若结合商鞅变法的形势则更能明晰其义，如《韩非子·奸劫弑臣》中说：“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商鞅主张的“观俗立法”才显出其意义来。所谓“立法化俗”，则是以“法”代“礼”，或者说是以法之礼、制度之礼来代替道德之礼，终与儒家以道德的“化民成俗”相区别开来。然而，礼治与法治的交汇点也就在于此。商鞅的变法实践奉行的是“明世俗之变，察治疗民之情”和“不法古，不修（循）今”的原则，所以说“因时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93]。又在商鞅看来，世俗民情自有其必须通过法治加以矫正的地方，所谓：“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94]。可见，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是典型的政治实用主义。其所关注的就是辅助其君以成就霸业，所以是霸道政治。而这正是春秋战国以来政治演进的现实局面。 固然，商鞅所倡导的法治又是以刑罚为其保证的，因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95]，所以刑罚就成为保证“必须如此”的“法”得以贯彻实施的必要手段。反观儒家，又何尝不是以刑罚作为礼治或礼乐之治的保证手段的呢？所不同者在于，商鞅法治下的刑罚对象是不以“礼”的等级性与道德性为限度，因而显得苛酷。故《商君书·赏刑》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正是由于法家如商鞅者所倡导的法治是以刑罚为其保证的，法治也有就了近乎刑治的意味。如果说，像《尔雅·释诂》所训的“刑，法也”是合乎法治本身所包括的内容的话，那么，像《说文》所训的“法，刑也”就不能不说是后世一种历史的印象的反映了。其实，在“礼者，法也”的事实前提之下，礼治和法治早已达成了一致，即所谓“必须如此”。那么，“刑”自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和法家的现实政治倾向恐怕又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