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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以理欲合性为理论基础，以对俭与奢及其利弊的分析为重心，以追求絮矩之道为旨归，既肯定人的自然之欲的合理性，又提出以理导欲，主张消费的目的是促进人性的发展。这一消费伦理价值模式体现了公正无私和民本主义思想，以及对人民群众生存权益和消费需求的人文关切和道德关怀，在当今时代无疑是一副治疗自我欲望膨胀和消费异化的良药，也对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精神且具时代特色的消费伦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王船山 消费伦理 现代意义 节俭与奢侈是探讨人类现实消费状况的核心范畴。中国文化传统中，“崇俭黜奢”是消费观的主流。《左传》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墨家更是提出“俭节则昌，淫逸则亡”；道家老子则日“吾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宋明理学，对节俭的推崇更是到了极致，提出“存理灭欲”。王船山则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节俭与奢侈的关系问题，其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辩证的消费理念与消费价值模式，在当今时代无疑是一副治疗自我欲望膨胀和消费异化的良药。 一、“俭奢有度”的基本消费理念 王船山也基本继承了“尚俭”的传统，故有日：“夫俭与勤，于敬为近，治道之美者也。”但王船山对俭与奢的态度是颇具辩证色彩的，且带有时代特色，他在肯定“俭”为美行之后，突然笔峰一转，提出过度节俭的流弊，“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无以持其一往之意气，则胥为天下贼。俭之过也则吝，吝则动于利以不知厌足而必贪。勤之亟也必烦，烦则责于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俭勤者，美行也；贪暴者，大恶也；而弊之流也，相乘以生。”这段话是说，俭走向极端便是吝，吝便会导致过分贪利而不知足，进而为满足贪心而施暴于人，勤俭本为美行，但一旦以俭为名而施暴，则是大恶。王船山既肯定了节俭为美行，又认为由俭而生吝是大恶，由此可见，在这一思想中，蕴含了节俭也应有“度”的辩证思维。然后，王船山又对“奢”做出评论，“子日，奢则不孙。恶其不孙，非恶其不啬也。传口，俭，德之共也。俭以恭己，非俭以守财也。不节不宣，侈多藏以取利，不俭莫大于是。”人们痛恨的是奢华，没有礼节，而非痛恨其不吝啬。节俭的目的也是为了“恭己”，即为自己必要时的“奢”，而不是让人成为守财奴。可以看出，王船山在对俭奢问题上的态度是辩证的，蕴含着显而易见的“俭奢有度”的消费理念。那么王船山崇尚“俭奢有度”的缘由是什么呢? 首先，从形而上学层面来看，“俭奢有度”是“理欲合性”的必然要求。王夫之的消费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其理欲观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是其理欲观的价值伸延和理论推扩。理欲观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涉及道德规范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不仅同伦理学基本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而且构成消费伦理的逻辑起点。“理”“欲”是王船山哲学的基本范畴，其消费伦理思想就是以“理欲合性”思想为中轴的。中国传统有一种把理欲对立的倾向，宋明理学家以儒学为正宗，但兼重道家无欲和佛学灭欲，由张载发其端，二程过渡发展，朱熹归总，重新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而船山在不违天理，既重人欲的文化批判中，把传统的理欲说推向了一个人文传统发展的历史新高度。性即理是程朱哲学的重要命题，程朱在理气分殊之基础上主张理欲分离，进而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论。王夫之继承并改造此观点，在气本论、性气合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理欲自然，离欲无理，理欲皆性的进步命题。“天以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者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为体也。”声色臭味的厚生，是人的生命体存在的自然需求，亦即自然人性；仁义礼智的正德，是人生活交往于其中的社会道德的需求，亦即社会人性。去掉感性厚生欲望的道德理性是无载体的虚无，丧失社会道德理性的感性欲望便离禽兽不远，反天理，则与天同其神化；徇人欲，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天理人欲、厚生正德相依不离，相互为体。这便是身与心、自然性与社会性、生理学与伦理学的对待统一、冲突融合的互体说。“盖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无；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为性。”在王夫之看来，人性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消费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顺乎人性的发展。既然天理与人欲均是人性，那么就既不能为“存理”而“灭欲”，亦不能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而置“天理”于不顾。主张珍重和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理欲望，同时，也有必要遵循社会道德规范。为此，就要做到俭奢有度。 其次，从社会政治常识来讲，“俭奢有度”会带来善果，“俭奢无度”会酿成恶果。“三代之治，其祥不可闻矣。观聘、燕之礼，其用财也，如此其费而不吝；饮、射、蒸、蜡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烦。天子无狗马声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旦不遑者督其臣民；长吏无因公科敛、取货鬻狱之恶，而不以寝处不宁者督其兆庶。故皇华以劳文吏，四牡以绥武臣，杖杜以慰戌卒，卷阿以答燕游，东山咏结缡之欢，呆苜喜春游之乐，皆圣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三代之治，之所以能出现一派和谐祥和的局面，皆因为圣王做到俭奢有度，“费而不吝”“裕而不烦”，故而做到“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接着王船山指出吝啬与奢侈两者都是祸患无穷的，对于当政者来说，吝啬不易被人所知，其危害更为严重。吝啬和贪婪常使少数当权者横征暴敛巨额财富，不用于社会生产，导致广大人民的正常消费无法得到满足，社会矛盾恶化，以致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发动暴乱的恶果。故王船山一针见血的揭露以勤俭之名聚财的本质、心态及其带来的恶果，“夫财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于上，百官聚之于下，豪民聚之于野。聚之之实，敛人有用之金粟，置之无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处于有余而恒见其不足。聚之之弊，辇之以入者不知止，而藕之以出者无所稽。聚之之变，以吝陋激其子孙，而使席丰盈以益为奢侈。聚之之法，掊克之荟人日进其术，而蹈刑之穷民日极于死。于是而八口无宿舂，而民多捐瘠；馈晖无趋事，而国必危亡。然且日，君臣上下如此其俭与勤，而犹无可如何也。呜呼劳形怵心以使金死于藏，粟腐于庾，与耳目口体争铢两以怨咨。”l1在王船山看来，要避免“金死于藏，粟腐于庾”的状况就必须鼓励正当消费。王船山又日：“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守财。“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贼。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王船山极力反对百官、豪民极尽聚财之能事，认为国有聚敛之臣甚于有盗贼。国家当政者必须要以满足老百姓的正当需求为利，即以义为利，而不能不顾老百姓的生死，而使“金死于藏，粟腐于庾”。其中心思想不过仍然强调俭奢俱不能失中，否则都会酿成恶果。 二、以絮矩之道”为旨归的消费伦理模式 “俭奢有度”是王船山的基本消费理念，那么何谓“有度”?怎样才能做到“有度”?为此，王船山提出了“絮矩之道”的消费伦理模式。 何谓“絮矩之道”?“絮，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夫所谓絮矩之道者何也?物之有上下四旁，而欲使之均齐方正，则工以矩絮之。”王船山又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例，阐述絮矩之道，重在揭示絮矩之道有推己及人、前后兼顾的特点，“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为絮矩之道。”在相差悬殊的人情好恶背后，自有一以贯通之理[之矩]，只要以此理去度人、度物，便能做到絮矩之道。“故民之好恶，直恁参差，利于甲者病于乙，如何能用其好恶而入父母?唯恃此絮矩之道，以整齐其好恶而平施之，则天下之理得，而君子之心亦无不安矣。, 那么絮矩之道之矩从何来?又日：“民之所好，民之所恶，矩之所自出也。”一”在这里，王船山指出，以“民之好恶”为矩，即“公好恶”，即民欲上见天理。“夫絮之以矩而去所恶矣，去所恶，则必全所好矣。故能絮矩者，能公好恶者也，好恶公，则民情以得，”在消费领域更强调要满足民之正当消费需求，而不能为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而损害别人的利益，这样方能达到“物之不齐而各有所应得者，犹之矩也。”所以“有絮矩之道，则已好民之好，恶民之恶矣。”“夫愚氓之私愿固不可曲徇，而万民之同情则不容以不达。故平天下者，使人各得其应得之理，而无有不均者也。”“一国之人，为臣为民，其分之相临，情之相比，事之相与，则上下、左右、前后尽之矣。为立之道焉，取此六者情之所必至，理之所应得者，以矩絮之，使之均齐方正，厚薄必出于一，轻重各如其等，则人得以消其怨尤，以成孝悌慈之化，而国乃治矣。不仅如此，王船山还要求当权者，主动与民论絮矩之道，而非自絮矩以施民，主动关心人民的疾苦，解决人民正当的生活欲求，“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斯能絮民心之好恶以为矩，而人心属之，天命归之，道得而无不得矣；如其骄以自用，而不诚于求贤，泰以自侈，而不节以散财，则心为私蔽，情为私乱，斯不能絮民心之好恶以为矩，而人心离之，天命去之，道失而无不失矣。”所以王船山说，当权者，能做到絮民心之好恶，便天下太平，否则国无宁日，“絮矩而民情以亲，不絮矩而民情以叛，民心之合离，而国势之兴之系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