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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氏蜀学学者经典训释方面的成就 在对儒家经典的训释方面,苏氏蜀学学者用力甚勤,成就很大。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载,苏氏兄弟的经学著作有:苏轼《东坡易传》(又名《毗陵易传》)九卷,《东坡书传》二十卷(《宋史?艺文志》作十三卷)及《论语解》十卷,苏辙《诗集传》二十卷,《春秋集解》十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此外,在各自的文集中亦有论述诸经的文字,于儒家经典都有所涉及。其中《东坡易传》虽题曰苏轼撰,但实际上也包含了苏氏父子兄弟的成果,乃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而由苏轼总其成。如其中《蒙》卦即为苏辙所解(注: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经部?易类二?东坡易传九卷》,第6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金生杨在《〈苏氏易传〉研究》一书中认为,《东坡易传》为三苏父子合力完成,反映了三苏父子的思想,应正名为《苏氏易传》。详见该著第50-74页,巴蜀书社2000年1月版。而冷成金则认为苏氏父子三人集体著《易传》之事证据不足,仍可将《东坡易传》看成苏轼的作品。详见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第37-43页,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这些经学著作,于儒学义理多有发明,在经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 《东坡易传》一扫象数,不重文字训诂,着重从义理角度对《易》作了新的阐发,在宋代就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之际的学者杨时、朱震就对《东坡易传》颇为重视,留下了评论、辩驳之语。[12]44朱熹拘于理学门户,曾作《杂学辨》,列十九条,对苏氏之说加以驳斥,但同时也承认它“于物理上亦有看得着处”。[13]6四库馆臣则对此书予以较高评价,认为它“解《乾》卦《象》、《传》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冥恍惚,沦于异学,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认为它大体近于王弼,但王弼惟畅玄风,而此书则切近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 [13]6宋代学者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 苏轼对于“道政事”的《尚书》颇为关注,《东坡书传》对《尚书》原文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解说,在许多地方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如《尚书?吕刑》篇有“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句,孔传于“荒”字下出注,云:“言吕侯见命为卿时,穆王以享国百年,耄乱荒忽”。按照孔传,则“耄荒”为句。苏轼在融会贯通《尚书》全书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句读新解。[14]56他将“耄”、“荒”分属两句,解“荒”为“大”,以“荒度作刑”为“大度作刑”,[9]654并取《尚书?益稷》篇“禹曰予荒度土功”之文作为佐证。朱熹曾对此给予较高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称引朱熹的评论说,东坡“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13]90对于苏轼的《书传》,朱熹从整体上也有较高的评价,认为苏轼“说《书》,却有好处”。[15]2899甚至认为在当时的诸家解《书》之作中,以《东坡书传》为最好(注:明儒杨慎《丹铅余录?总录》卷九谓:“东坡与伊川以戏语相失,门人遂分川、洛之党,非二公意也。朱子学程子之学而党意犹不忘,故其毁诟东坡,于无过中求其有过,甚至有云:‘宁取荆公,不用苏氏。’吁,可怪哉!”对照朱熹评《东坡书传》之言,杨慎对朱熹的这种批评,实在有失公允。)。对于其弟子提出的《东坡书传》“但若失之简”的说法,朱熹也不予认可,认为“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15]1986四库馆臣也认为,“就其《书》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13]90也正是因为《东坡书传》能够独标新义,超越前儒而卓然自成一家,其解说往往多为其后的宋儒著作所引用。如苏轼解《禹贡》“浮于淮泗达于河”,旁征博引,以证明淮泗古有水道以通于河,其说常被转引于宋儒的《尚书》著作中。[16]225而宋代解《书》名家林之奇则吸收了苏轼以羲和旷职为贰于羿而忠于夏之说,蔡沈则汲取了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之说。[13]90 苏辙在《诗经》、《春秋》方面造诣也很深,自称“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10]1017力求独出新意,重新阐释经文,以矫先儒之失。其《诗集传》不仅在《诗序》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而且在对诗义的训释中亦不拘囿于成见,大胆出新,多有发明,是北宋时期以义理解《诗》的诸家代表之一。在《诗经》诠释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注:有关研究参见陈明义《苏辙〈诗集传〉在〈诗经〉诠释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一文,载《经学研究论丛》第二辑,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4年10月版。)。朱熹对《诗集传》等突破陈陈相因的注疏之学而致力于阐发经典义理的治学特点予以较高评价:“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按:指毛、郑)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17] 苏辙《春秋集解》经十余年反复修改乃成,它一反宋初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以来《春秋》训释中过于深文周纳、追求微言大义和褒贬的风气,在训释中主要立足《左传》,左氏之说不可通时,再取《公》、《谷》、啖、赵诸家之说加以补充,将前人罗列的种种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史实问题,学风平实通达,自成一家。四库馆臣称其“用心勤恳,愈于奋臆遽谈者远矣。”[13]339 苏氏蜀学学者重视对《论语》、《孟子》的训解,早在北宋宝元(1030-1040)初年,苏洵便曾“取《论语》、《孟子》、韩子之书,兀然端坐”,[8]潜心研究。后苏轼、苏辙撰有《论语解》(亦名《论语说》)、《论语拾遗》、《孟子解》。苏轼《论语说》久已散佚,今天只能从今人的辑佚之作中窥其大概(注:今人卿三祥、马德富各撰有《苏轼〈论语说〉钩沉》,其中卿氏辑得《论语说》佚文八十七条,马氏辑得五十条。见《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舒德刚又在卿、马二氏辑本之外,复得东坡《论语》之说四十余条。见《论语说》舒大刚汇校本,载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三册第155-276页,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但此书曾颇获朱熹好评:“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15]3113朱熹作《论语集注》时,就吸取了苏轼之说。如解《论语?卫灵公》中孔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句时,就采用苏氏之说:“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为无用之地,而不可废也。故虑不在千里之外,则患在几席之下矣。”[15]164解《论语?述而》中孔子“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一句时,即引用苏氏之说:“圣人未尝有意于求富也,岂问其可不可哉?为此语者,特以明其决不可求尔。”[15]96其它类似的吸取之处甚多(注:朱熹对苏轼《论语》学成果的评议、借鉴、吸收情况,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一书中有颇为详尽细致的分析考辨,参见该书第71-8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苏辙少年时曾作《论语略解》,苏轼作《论语说》时取其所解十之二三。后来苏辙于大观年间居颍川时,又作《论语拾遗》,取苏轼之说中意有未安之处加以补充,对苏轼的《论语说》有所发展。《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苏辙的补充,“其说皆较轼为长”。同时,在其它方面,如以《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刚毅木讷近仁”与《论语?学而》篇中“巧言令色,鲜矣仁”之说相印证,以《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所谓不好学之“六蔽”与《论语?学而》篇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说相比勘等,亦颇有发明之功。[13]292 苏辙还撰有《孟子解》一卷。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为其少年时所作。书中对《孟子》之义多有阐发,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不少内容都“自有所见”,但某些内容亦“未免驳杂”,是一部“瑕瑜互见之书。”不过即使如此,仍可以称得上“谨严”。[1]1381 总的说来,苏氏蜀学学者的解经之作相当繁富,成就巨大。就治学方法而言,苏氏解经主要是利用儒家经典中的某些思想资料,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体会,进行创造性的发挥,重在阐述己意而较少对字词之义的训诂或对名物制度的考证。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将经典中的文本作为话题,所阐述、发挥的思想已经与经典原文关系不大,所表达的是解经者个人对于当时社会与人生、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种种看法。这些阐述即使脱离作为解经出发点的经典原文,亦不失其议论的完整性。这种重视义理阐发的特点,体现了宋学的基本精神。清儒钱大昕曾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论及北宋中期包括苏氏兄弟在内的一批学者重视义理阐发的治学特色及其意义:“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19]正是这种打破成见、大胆议论、自出新义的治学风气的出现,才使宋代义理之学得以蓬勃发展。 就思想内容而言,苏氏博综淹贯,谙熟经典,能够紧扣时代主题,结合个人的体会去探寻经典的义理意蕴;同时,苏氏熟知史事,“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对于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加上其识见超卓,笔力纵横,议论风发,其经解颇有深刻、精到之处,往往能超越汉唐诸儒的旧注旧疏而别出新意,在经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历代不少以儒学正统自居的学者,虽不满于苏氏蜀学公开援佛道入儒的学风,对于苏氏蜀学学者的“驳杂”多有抨击责难,但对于其经学成就与造诣也不得不予以肯定。如朱熹在论及苏氏蜀学的各种解经之作时,就有不少肯定之处。他说:“今东坡经解虽不甚纯,然好处亦自多。”[15]3120考虑到朱熹恪守正统的学术立场,他对苏氏经学的这种颇带肯定性的评价实属难得,且耐人寻味。朱熹在谈到兼取众家学术之长而建立自己的经学体系时还说:“《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17]朱熹对苏氏经学著作如此关注,视之为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资源,可见苏氏蜀学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之高与影响之大。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秦观,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啖助.春秋集传纂例:卷一[M].春秋宗旨议.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十八[M].问进士策.北京:中国书店,1986. [9]苏轼.东坡书传:卷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苏辙.诗集传: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金生杨.〈苏氏易传〉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参见任远.宋代经读之出新与弊端[J].孔子研究,1995(2). [15]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刘起釬.尚书说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M].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 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M].重刻孙明复小集序.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