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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是为学须是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领，方不作言语说。若无存养，尽说得明，自成两片，亦不济事，况未必说得明乎？[23] 明乎此，懂得为何朱子对自己解经的文字那么重视，往往相当谨慎地多番改易。此盖这些文字于他而言非只是个人学问得失之问题，而实关乎后学之进德修业。[24] 朱子对经解作为为己工夫的具体论述，下一节将有详细的分疏，这里我们只想对为己工夫这一解经面向的蕴义再多作点深入的探讨。显而易见，强调经典解释是一种成德工夫无疑是在解释底认识论、方法论的向度外，更突显其实践与存有论的向度。这与哲学诠释学的一些主张确有相通之处。依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理解和解释的艺术从来便不是仅以文本或经典为对象；它同样处于人际交往的事务当中。换一个角度看，理解和解释根本就人的存在方式。人在不断进行理解的过程中（注意这过程包含了上面曾提及过的应用和实践的部分）；也就是说在不断与其它视域交融的过程中，最后达至的结果乃是利科（Paul Ricoeur）明白指出的自我的了解与扩大。[25] 哲学诠释学就是站在这种洞见上批判了偏重讲求（客观科学）方法的浪漫主义诠释学，将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方法学的诠释学彻底扭转为探究人的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的学科。尤有甚者，通过分析那些基本条件，它进而规定诠释学为一揭露人的存在特性的存有论；为一实践哲学、生命哲学；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践知识」、「自我知识」。回到儒学的立场，我们自亦不难宣称此中视解经为践履工夫的面向亦是将经解收摄于一为己的存有论中；将之视为生命的学问的一部分。不过必须指出，这些结论上的近似相通处，绝不应遮盖了彼此取径上的殊途。毋庸置疑，儒家的为己之学绝非通过反省人的理解现象而建立，恰恰相反，它是立足于对人底道德实践优位于理论认识的体会上。当然，在某个更宽泛的意义下，似乎也可以说道德实践本身就是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反思的活动，并依此借助哲学诠释学来重新诠释儒家的为己之学，就像加达默赋予亚里士多德「实践知识」以新义一样，但这已是另一回事。 而言，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的「考证」、「经世」与「为己工夫」三个面向确实因彼此对解经活动有着不同的定位而存在紧张冲突的可能。倘从这个大背景来析论朱子对经典解释的看法，将会发现尽管朱子是由理学家的立场出发，但却成功地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把三者融通综合，此其难能可贵之处。而此综合之途径对于目前我们探索中国诠释学的建立更无疑是一十分值得珍视的资源。 朱子解经的基本立场：格物穷理之工夫 如上节所论，朱子对经典解释的基本看法乃是视之为一为己工夫。用朱子常用的话说，便是为学读书必须「切己」。试看下列几条文字： 或问：「为学如何做工夫？」曰：「不过是切己，便的当。」[26] 儒者，能守经者，理会讲解而已；看史传者，计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不理会自身己，说甚别人长短！[27] 人常读书，庶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28]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