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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同观念、背景下的文化共处如何实现？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条金律。以此为基础，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不排斥别的文化，自己的特殊价值也就容易被接受。 汤一介认为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只有走出去，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到底还有多大差距，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 1984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的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书院举办了四屑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名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意识。随着时代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改善，汤一介进入了研究的高产期，他不写那些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取而代之的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研究成果。 在汤一介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他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慨念范畴问题，为中国哲学建构了新的范畴体系，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对真善美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教授杨立华是汤一介的学生。谈及汤一介的学术贡献，杨立华教授认为，汤一介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引导性的，是从大处着眼，有宏大视野的学者和思想家。“汤先生研究专深，有非常宏大的视角，对于整个文明对话，中西哲学对话，以及中国哲学发展起着引领作用。汤先生是勇敢的担当者，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很勇敢担当，让人佩服。他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整体思路和方向有个明确把握，对新思潮高度敏感，是真正影响了中国当代和未来哲学发展的思想家。” 杨立华回忆，“汤先生曾说他没成为哲学家，比较遗憾。我认为哲学有不同形态，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是大学问家、思想家。他对学生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成为大学者，有可能的话成为伟大哲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