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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旧哲学这里，理论与实践不但被二元分离开来，而且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境。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根本无法简单地以某个本体加以统摄；世界运行的必然性以及蕴含着矛盾的社会历史发展，也根本不能通过先验的纯粹理论体系加以囊括；对现实问题和时代矛盾的纯粹理论批判，虽然可以获得某种合理化的解释，然而，这种本质上回避对现实进行革命改造的做法，根本无法追溯到问题的根源，至多只能达到对现存现实的抽象理解。正是如此，旧哲学的理论建制就成为其耽于对世界进行先验解释的前提禁锢和根本制约，由此导致其无法将理论上升为实践，亦即无法将理性认识转化为对世界的实践改造。针对旧哲学摇摆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徘徊，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旧哲学理性哲思中蕴含着的改变世界的客观作用。例如，他高度赞誉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作用，“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7]（P73）。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批评旧哲学只是停留于对世界进行抽象的形而上学解释。在他看来，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旧时代的哲学家们，都没能真正将实践地变革世界作为自身哲思的目的，没有自觉地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自身哲思的前提。因而，究其实质，旧哲学本质上只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亦即先验地将哲学湮没在自身抽象逻辑之中的理论体系。 以往哲学家们无法完成的任务，必然会有人去做；将现存现实消融在抽象体系之中的旧哲学，必定会被实践地改变世界的新哲学代替。以破除旧哲学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这一形而上学迷误为契机，以实践地改变世界为目的，马克思发动了逐步深入而又愈加彻底的哲学革命，由此创建起一门改变世界的哲学。 二、马克思对旧哲学形而上学困境的克服 显然，超然地亦即形而上学地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构成旧哲学的基本属性和内在品格。立足于此，旧哲学将“存在者之存在”设立为自身建制，借以探究世界存在的本体根据，力图开显事物存在的可能性。毋庸讳言，这自然有其合理性所在。撇开对存在者的逾越这一形式上的抽象不言，旧哲学实则是以独到方式透过现象把握到了世界存在和运行的本质与规律。然而，由于旧哲学先在地将世俗世界悬搁为实存而不真的假相世界，这实则就罢黜了自身的物质本源，自我幻化为漂浮于现实之上的玄思。不仅如此，由于惟一地专注于“合理性”，旧哲学不可避免地割裂现象与本质，将可能性绝对地置于现实性之上，将应有与现有的对立绝对化。“理性”因而被本体化为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主宰力量，脱离尘世的先验图景因而成为其神往的彼岸理想。显然，要克服旧哲学的矛盾和困境，就必须对之实施彻底的形而上学批判。由于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发端于其存在论前提及其建制，因此，其矛盾和困境就是依其本性的自然衍生。亦因此，这一批判就必须根本地超出纯粹存在论境域。惟有充分洞悉其存在论限度并实施彻底的前提批判，才能真正实现对旧哲学形而上学困境的克服。 马克思首先对旧哲学封闭的形而上学建制及其维度缺失展开前提批判。旧哲学基于自身形而上学建制，先行将现实事物形而上学化为既定客体。它因而成了纯粹探究主体如何透过自身范畴中介而“切中”客体的“科学之科学”。这一点在唯心主义那里表现得较为突出。席勒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们毕竟是唯心主义者，说什么物质世界形成了我们，而不是我们给物质世界以形式，这样的话应使我们感到羞愧”[8]（P8）。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直接地由其基本建制所促发，但究其根本，却是由于它形而上学地拒斥了自身运思的现实根基。客观而言，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则都隐然触及到了自身的根基问题，然而都无法对之作出自觉反思。旧唯物主义明确将“物质”确立为世界的本体，并将如何获得关于这一“感性客体”的解释视为要务。但是，这些旧时代的唯物主义者们却陷入到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迷误之中，即他们“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旧唯物主义就悬搁和回避了“感性客体”本身的源起问题：被直观到的这一“感性客体”的现实根基是什么？囿于形而上学建制的旧唯物主义根本无法对之作出进一步回答，它在缺乏主体向度之际就遗失了对世界生成之实践根基的反思。旧唯物主义的这一非批判性部分地由唯心主义所补充。将精神夸大为世界本体的唯心主义极大凸显了主体的能动性，亦即凸显了人们的知性、理性、意志等类本质力量，然而“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P499）。唯心主义对主体能动性源泉问题的拒斥（康德），与其说是抽象地触及到了世界生成的根据问题，毋宁说同样原则性地遗漏了对哲学运思的现实根基这一重要课题的前提追问。 针对这一症结，马克思明确地将实践确立为破除旧哲学形而上学困境的基础和原则。旧哲学孜孜不倦地对世界存在的本体根据及其认识论机制的探究，就其中心指向而言，它所寻究的乃是人类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一度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符合”视为经典的真理问题，实则是抽象地力图绽放人的本质力量。因此，从整体运思这一视角看，旧哲学的形而上学运思本身就是以抽象的方式对现实的参与及融合。然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P500）。正是由于实践维度的缺失，正是由于旧哲学根本没有对自身哲学运思的现实基础进行前提追问，因此，“它也就……未能通过实践来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3]（P264-265）。这种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二律背反不可避免地使得旧哲学超乎和漂浮于实践之上。不仅如此，这一内在矛盾实则蕴含着克服旧哲学局限的质点突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9]（P306）。马克思因而就促使哲学的问题域由理论领域跃迁和转换到实践领域，如何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作出研究，这个问题不但根本性地超出了旧哲学纯然的理论视域，而且成为哲学若要实现自身发展而必须给出彻底回答的新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