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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欲以史论经世，却囿于见闻，“无以周知当世之故”。沈垚认为经世当“晓古今典章之见”和“治乱得失之故”。他不满足于琐屑考据，试图“览观史策于古今得病”(《与张渊甫》)，从史事中窥测其规律与意义。沈垚“所愿在熟读《通鉴》”，他认为《通鉴》对“立身处世之道”大有裨益(《与丁子香》)。他评价钱大昕“有史学，而无史才，故以之释史则得，以之著史则琐屑破碎，不合史法”，尝言“心所欲言者，拟为史论以发之”(《与许海樵》)。 但是，沈垚家处偏僻，看不到邸钞，“无以周知当世之故”，欲为有用之学而“无好题目”，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即使有好的题目，“不明悉国家典故，则开口便错，无可下笔”。他自感“见闻寡少，所得殊陋甚”(《与张渊甫》)。沈垚渴望游历四方，可惜他寄人篱下，“积百余金之债”，“身无一钱之余”，无法成行。他渴望“览观史策”，可惜入京前，“寓中乏书籍”，又无处可借(《与张渊甫》)，如所作《新疆私议》只得“独从故纸中搜得”，沿袭史传建议屯田，与徐松论述过的“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的当地实际情况不符(《答徐星伯中书书》)。入京后，又专办志书而“久不读书”，所得日少，“意欲作史论数首，仅成其二”(《与丁子香》)。 三、以入仕济民为理想，困于科场欲遂平生之志而不得。士人要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行“生平之学”，兴利祛弊而“有实政及民”，则必须入仕。为此，沈垚积极参加科考，一生十二次出入科场，但造化弄人，却始终困于场屋，报国无门。 沈垚早年即有文名。沈曾植祖父沈维鐈视学东南时，即与沈垚结为忘年之交。但他在科场却始终不得志。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何凌汉主持浙江乡试，因在京城时经常听沈垚好友徐松谈及沈的学问，故对其给予特殊的关注，方使沈垚成为优贡。沈垚在科场的遭遇与道光年间科举的弊端不无关系。道光科场“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中式者“多半是关节”。浙江有誊录之弊，不论考生字迹如何，都可通过贿买，用馆阁小楷誊录试卷。沈垚经济窘迫没有贽礼疏通，也没有权势关照。虽摹写钟王(注：钟繇、王羲之)之体，“字画奇古”，但不习吏胥常用的馆阁小楷。其卷多遭“不阅”之运。同一张试卷，房考官“评以气清词润”，而主司“竟评以稚弱无力”。尽管有考官叹此卷“斟酌饱满，望而知为积学之士”，但最终还是“不获见售”(《与许海樵》)。在一片可惜声中，沈垚的入仕报国之门慢慢地被封闭起来。 沈垚的贫困遭际并非偶然，他的周围皆是一群在贫寒饥饿中挣扎的士人。他的友人纪庆曾游学山东，“困乏中次子夭殁，其归时，行装用尽，冬月衣单，不久就贫病而卒”。沈眉寿幼年失父，家境贫寒，又常被人所欺，至境地窘迫。姚夑“馆席难谋，靠卖画无法自保”，只得离京。张履因推重他的顾莼、田雨公两位先生离世，无人可依，亦不得不归里。金锡桂“家食口较多，困厄不堪，其殁后，妻子栖身无所”。这些下层士人的经历有着时代赋予的共性和意义。可以说，沈垚的遭际就是嘉道时期下层士人的遭际，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下层寒士命运的真实写照。读用世之书、治“有用之学”不能“救饥”，也无益于科举仕进。在现实面前，都下“读书人日少一日”，而所推为读书者，“大概不过阅几行说文，辩几纸古碑略事”，以“取流俗之誉”(《与许海樵》)；“所谓文章者，皆无与天下国家之故”(沈垚代沈维鐈撰《王约甫文稿序》)。学风浮躁而人心败坏，很多士人疲于奔命，“未得志则借声色以媚世；既得志则……其心亦愈幻，而愈险”(《与吴半峰》)。这种情况也预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危机来临的前夜。 (作者李剑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