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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忠信，提倡公平正义，完全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忠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前后相继，公平正义更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主导原则，可见儒家在最初提出执政理念时，就已经包含公共管理的职能，成为后世公共管理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导向。 儒家贤能政治的政治理想是“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力求通过政治来完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既仁且圣的伟大功业，主要内容就是以民为本，与民同乐，“爱人”是总体原则，是德之体现。 孔、孟、荀都希望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孔子认为从政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足食，足兵”(《论语·颜渊》)，“庶矣”，“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孟子将仁政表述为“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上》)，而且仁政是“兼济天下”的，不仅仅为一国之利。仁政的实质是以百姓人民为轴心，而不是为了执政者的利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也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都充分表现出仁政的人民性与人道精神。孔、孟都反对为君主私利而争城略地的不义战争，反对横征暴敛，反对刑残百姓。这种仁政理想就是在今天仍然闪耀出光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⑦。 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孟的仁政理想，议兵论政，讲王制王霸之道，谋富国强国之策，并把儒家理想与人的族类意识结合起来，要求“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表现出“君子理天地”(《荀子·王制》)的宏伟气魄。在政治措施方面，荀子注重发展生产力和物品流通开放，主张“开源节流”，反对聚敛(“聚敛而亡”)，提倡等赋政事。然而这一切又未离开仁政的方向，其基础仍然是“平政爱民”(《荀子·王制》)，“爱民而安”(《荀子·君道》)，只是更加体现了社会生产充分发达、人文潮流汹涌浩荡的时代精神。 在儒家的政治活动中，还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这是因为儒家的参政一般都是在君主专制体制中执业尽职⑧。这个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制约君主个人的独断专权问题。一般而论，儒家认为从政应与君主保持和谐关系，主张君臣互相尊重，但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君主，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对君主的独断专行应敢于抗衡和限制。子路问事君，孔子答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勿欺”便是忠于职守。“犯之”则是不忌君主权威而加以纠正、反对。孔子与鲁定公论“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时明确表示反对君主一人说了算⑨。孟子极大地发挥了儒者在为臣时的个人独立性，大有君子高于君主的势头。孟子本人在与国君对话时，就常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在他面前的国君似乎只是心窍未开的童蒙，等待他的开导：“说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贤者为政要限制君主私意，“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 孟子对君臣关系有一段著名议论表明二者的对等关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坚决反对把臣作为君的仆佣。孟子更具有闪光的思想在于，对于有过错、危国家的君主，君臣可以更换变置，君主的世袭权力可以被剥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对于暴君则应当诛伐和以暴力推翻，这就导致承认推翻君权的合理性⑩。 荀子从更高、更新的公共政治立场加以弘扬，将反对暴君独裁推向先秦儒学的顶峰。他认为政治是天下为公的，不是属于一姓一家的私门私事，因而从根本上反对君主的独断独裁，“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荀子·王霸》)。在《荀子》之《臣道》、《子道》篇中都强调“从道不从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专制，冲决了传统，溢出了君主专制的范围。在君臣共事时，臣可以对国君谏、争、辅、拂，必要时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荀子·臣道》)，而且，君主的位置也不能世袭享有，“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荀子·儒效》)，把君臣易位看作是正当变化，这似是荀子的未被认真发掘过的惊人思想，不能不说具有反世袭、反政治垄断的精神。荀子与孟子一样，由论君臣关系而更强烈地引发推翻暴君的革命思想，“上下易位”，以达正义，“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荀子·臣道》)，并全面论证了汤武革命的正义性合理性，批判了绝对君权观念(见《荀子·正论》)。 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已包含民主思想的萌芽，即把民意、民选看成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有“谋及庶人”的说法。春秋时期开明政治家子产不毁乡校的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本民主意识。孟子对民本意识的提升，表现在对君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了探讨。据《孟子·万章上》记载，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问孟子，有没有尧把天下让给舜这回事，孟子认为天子个人无权把天下让给某个人，天子只有推荐权，实际上一个人统治权的获得，是“天与之，人与之”，“天与之”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而“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从“天受”这方面看，孟子仍未摆脱“君权神授”模式，从民受方面看，颇有民主思想萌芽。从孟子本人思想倾向看，则是从“天受”走向“民受”。因为天自己不能表达意见，必须借助“行与事示之”，“天视自我民视”，最终仍是以民意来决定君主权力正当与否。孟子在与万章讨论禹“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是否合法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按照孟子的解释，禹原来是推荐益，而不是推荐自己的儿子启，但在禹死后，“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万章上》)。因此，启继禹获得权位，是人民选择的结果。由此看来，民意才是君主权力的基础，“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如果违反民意，失去民心，不论是通过禅让还是通过继世获得权位，都将被废除，例如桀纣之类，残民以逞，暴殄天物，就被废除，身弑而国亡。荀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与孟子思想不尽一致，但也同样把“天下所归”视为君主权是否合法的基础，并与孟子一样，承认在下位者有“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荀子·正论》)的革命权力。荀子思想的高峰处在于提出“天子唯其人”(《荀子·正论》)，即天子的条件只根据本人的才能品格决定，“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荀子·儒效》)，人民的选择最终决定君主在位的合法性。《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已达到儒家贤能政治的巅峰，是儒家学派人物经过几百年的奋发努力，不息抗争而获致的思想成果。“天下为公”，传统的解释是统治权不为一家一姓私有，后来多按《吕氏春秋·贵公》篇的解释来理解，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自秦以后，民本思想经历代思想家提倡而绵延不绝。明清之际，有黄宗羲出，明确表示要回到孟子，继承孟子，再次高举民本民主的大旗，沉痛批判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11)。黄宗羲认为，君和臣共同的职责是为“天下万民”，“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2)，黄宗羲痛斥秦汉以来所建立的君主专制是“非法之法”。他高出孔孟之处在于，对民主制度方面的思考透露出近代民主的黎明曙光。比如他曾设想把学校变成议政机构，“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13)，学校已颇有议会雏形。学校不仅议政，而且还有监督弹劾郡县地方行政官吏的权力。黄宗羲的思想有强烈的启蒙色彩，已朦胧地接近近代民主的观念，但仍只是笼统的设想，没有推出民权理论，未能从法理角度对执政者的权力、任期加以限制，未从法律方面提出如何保证人民参政的体制，从总体上未超越君主专治政体的框架。 儒家的民本思想诚然不等于民主，但可以向民主方向发展。而且民本思想在历史上也主要是起积极进步作用，对统治者的言论和行动起到一定的约束和牵制作用，对苛政暴政也起到防范作用。在民主制度建立以前，民本意识可能是最有效的维护人民利益的思想潮流之一。应该指出，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不能遗弃民本思想，民本意识仍能对执政者权力的运用起到软约束的积极作用，缓解人民与执政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事实证明，许多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执政者反而对民生漠不关心，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则包含着对人民权利的重视，民意、民权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继承发展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价值，并进行现代转化，一方面要重视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要扩大人民的权利，尊重民意，使人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