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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经学缺位与义理疏漏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最富思想精神者，在于以西方“哲学”接承中国“义理之学”，以成“中国哲学”。冯先生说： 吾 人观上所述哲学之内容，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三松堂全集》第2卷，第248页)这种对应，甚有卓见，“义理”本为清人名词，与“考据”、“辞章”相对，义理之学却为追求智慧之学问，而与西方所谓哲学者类似。传统义理之学，如战国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如果没有经过重新解释，便只是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义理记载而已，没有任何“系统”可言。因此，需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建立一个基本架构，使这些不同时代的义理阐述，有一个共同的落脚点，这就必须“哲学地”探讨这些义理中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也即对这些义理进行“哲学化”的解释，从而组织到一个学科体系之中。正如唐文明所说的，中国哲学首先是诠释学，“诠释做为一种证明过程，才是中国哲学真正的诞生过程。通过诠释，使中国思想呈现为哲学，从而证明中国本来就有哲学，而且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质的哲学。因此，如果把中国思想看作是一种非哲学式的文化思想传统，而从诠释学—修辞学的角度来看，那么，所谓中国哲学，就是中国思想的哲学化诠释。”(唐文明，第96页)中国的义理学只有哲学化，才能统一于一个共同的“哲学”学科之中。 事实上，自引入“哲学”一词以来，其范围大体上是一定的。王国维《哲学辨惑》云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艾儒略《西学(发)凡》有“斐禄琐费亚”之语，而未译其义。“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斐禄琐费亚”曰理学，而译曰“哲学”。(《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6页)章太炎《国故论衡·明见》云： 九流皆言道。道者，彼也；能道者，此也……自宋始言道学、理学、心学，皆分别之名。今又通言哲学矣。(章太炎，2008年，第546页)王国维、章太炎所言之“哲学”，主要内容其实是理学。谢无量之言西方之哲学为中国之“道术”，冯友兰之言西方之哲学可以对接中国之“义理之学”，主要内容都可以包括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事实上，上述四说，都把哲学的核心规定在“义理”上。而中国古代之言“义理”者，主要由宋明理学所发明，而在清代汉宋之争中归纳出来的。所谓“哲学”，其实是接着宋学的线路哲学化地继续发明中国传统义理之学。而自整理国故、辨伪古史之后，反孔之风大炽，群言纷纷，以至连《孟子》、《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删削、制作六经之说，也被推翻。六经失去了归属，传记更无所凭依。孔子与六经分家，使六经之作者时代，不复可以确证，而经传之义理，亦无所系。因而哲学史之言孔子哲学，可以不及五经，言汉代哲学，可以无视传记。 如果回到古代的“义理”系统中，一部分经传之有义理，是无法抹煞的事实。最典型者，莫如《春秋》之《公羊》、《穀梁》二传。二传皆自称传孔圣微言大义，至于汉初，才书于竹帛。今日即使怀疑其是否真出孔子口传，但其至汉初已经书于竹帛，足可证明二传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其中，《公羊》一传，义理尤其明显，司马迁引董仲舒之言所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太史公自序》，见司马迁，第3297页)《春秋说》所谓“《春秋》设三科九旨”(《十三经注疏》，第7页)，都是言《公羊》之义理。而在民国时期，陈柱有《公羊家哲学》，列《公羊》之学有“革命说”、“尊王说”、“弭兵说”、“崇让说”、“攘夷说”、“疾亡说”、“尚耻说”、“进化说”、“正名说”、“伦理说”、“仁义说”、“善恶说”、“经权说”、“灾异说”等十四说。杨树达又有《春秋大义述》，也列以《公羊》为主的三传义理，包括“荣复雠”、“攘夷”、“贵死”、“诛叛盗”、“贵仁义”、“贵正己”、“贵诚信”、“贵让”等义。杨著偏于文献整理，陈著多作理论分析。若以“哲学”整理中国古代义理之学，则如《春秋》之义，不可忽略，况哲学史中既言董仲舒、康有为，而二子都是典型的《春秋》学家，二子之学，都是《公羊》后学，董仲舒、康有为可以以哲学解释之，《公羊传》更可以哲学解释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