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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的命运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也可以说有一种“天命”在。黑格尔讲，世界的精神总要由某个特定的民族来承担。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占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总是由某种地方性和民族性价值的普遍化而来。既然如此，它也就必然地带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特定指向，因此亦不免带有某种偏向。当这种特殊的偏向被推致极端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文化价值的根本转向。现在世界的精神方向是由美国来承担和带领的，这个方向已经显出了一些弊端。最根本的弊端就是其文化观念上的极端消费性，它带给我们一种穷奢极欲、消费至上的生活理念。现在我们评判社会发展，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经济指标。而经济要发展，就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也就是要刺激、开发人的欲望。人的生命由我们这个五尺之躯来承载，欲望的开发，需求的开发有它的极限。我们现在不但在寅吃卯粮，预支周围的资源，而且在透支我们的生命。人类已经乘上了一个极端消费性的“死亡列车”。这死亡列车不会自动停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文化价值的转向，需要有另外一个文化去调节这个世界的价值方向。我觉得，这个文化价值观念的调节，中国儒家“中和”观念最好。但是现在还不行。从我们前述文化发展的功利性因素制约这个道理来看，这个价值的转向不可能自然发生。汉代人讲政治，提出一个“逆取而顺守之”的途径，就是靠武力打下天下，然后靠仁义来治理。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说法，但对文化的发展而言，这个命题要反过来讲，就是要“顺取而逆守之”。就是先顺着现有的方向走，经济要先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会按照前述因果追问的定势，感到儒家很了不起，有好的东西，逐渐发生价值观念逆转。这就叫“顺取而逆守之”。 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以为其中似乎有一种必然性或“天命”在。首先，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由封建帝国转变到现代国家的过程，并未出现这一过程通常所伴随的民族分裂。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蒋介石维持了二十多年，然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人说没有站起来，但我认为毛泽东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不容小视。在那个时代，只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不世出的铁腕人物才能将中国统一起来。蒋介石那个时代也没有真正达到统一。中国由封建帝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能够保持了统一，很不简单。孙中山、毛泽东都功不可没。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强力的手段被推到极端，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又有邓小平出来。他的年龄比毛泽东小十一岁，寿命又比毛泽东长十年，有整整二十一年的时间来开辟一番新天地，使中国在经济和国力上强大起来。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邓小平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我想恐怕这一点很难实现。所以邓小平出来，开出一个新方向，这也有它的某种必然性，或者叫做“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了不起！从这几步来看，中国文化的复兴，国家的统一是前提，经济的复兴是基础，现在中国人主体文化意识苏醒，中国文化的发展在逐渐端正自己的方向。这之中，我觉得有一个必然性或“天命”在。 我说“顺取而逆守之”，还要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儒学的主体性重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方面，是理论形态的重建。历史上每个时代儒学的发展，都要有理论系统的重建。现在我们这一套研究方式恐怕还要有所改变。我们现在的研究方式，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知识，把儒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存在于古代的知识，于是考证之风大行。每个时代儒学的发展当然要有考据，有知识性的东西；但是每个时代，所注重的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比如董仲舒的学术，要回答汉武帝提出的，像三代受命、灾异之变、性命之情的形上根据这些天人之际的问题，注重的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现在我们比较注重清人讲的一套汉学，把汉学理解成只是考据、名物训诂之类的“饾饤之学”。当然，清代把学术完全变成考据之学有历史的原因。从学术分工上讲，要有人搞考据，儒学学者也不能完全脱离考据。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个方面。现在，做学术论文，好像只有考证的才是学问，这就有偏颇，一定要有思想理论的创造意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批学者，在思想理论上很有创造力。后来，长时期只有领袖人物才能创造理论，研究哲学的只能叫哲学工作者。可以有法学家、经济学家，但是不敢提哲学家。这是不行的。但是思想理论的创造要与社会生活相关联，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重建儒学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我以为，当前研究方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脱离了联系，过去儒学长时间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事情，与社会生活没有关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教化的观念，就和这一点有关。第三个方面，是要培养“以身体道”的群体。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这样一个群体，其职责就是使一民族的教化之道有一个实存性或现实化的显现。如国王、贵族、神职人员、民族英雄等，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肉身性表现。中国过去体道的责任在士大夫阶层。黑格尔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国王是理念的实体化、肉身化表现。他甚至曾把拿破仑看做是“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骑在马上的是一个实存的肉体，但所显现的则是精神。现在的中国社会，就缺乏这样一个体道的群体。这个道，这个民族的精神，没有一种活生生的实存的体现，这就是文化“血脉”的断裂。现在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很多设想。比如，杜维明教授提出，要培养一大批公众知识分子。张祥龙教授主张建立传统文化的生态保护区。我曾经设想把孔德成请回孔府，让“衍圣公”继续“衍”下去，当然他不能参政，只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存在。“以身体道”这个阶层未来是什么状况，我们不可预期，但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把它培养起来。 这样，我们把儒学当代形态的重建，即理论上、社会生活上的，也就是“文脉”和“血脉”这两个层面融汇起来，我想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作者：李景林 (责任编辑：admin) |